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效果，又不讲节约。
为何每个朝代，走向繁荣后无可避免都要走向衰落？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或许有不同的答案。我的答案是：当经济走向繁荣后，政府就有钱了，政府有钱了，经济就该衰落了。
政府的钱，花出去一般是低效率的。弗里德曼说：“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效果，又不讲节约。”政府花钱，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效果，又不讲节约。所以我们看到，政府投资，广场、公路一定大过需要；政府投资高铁，一定修到高铁没有人坐为止。而且，一般来说政府投资价高质次。政府投资公路，过两年就要修补、重铺。这也正是各城市尘土飞扬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更重要的却是，政府钱太多，人们就会把精力用在非生产性的财富攫取上——从政府那里搞到钱，而不是用在生产性的财富创造上——发明创造，降低成本。社会就会蜕变成“权力技术”型社会，而不是进化为科学技术型社会。我们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是创新型国家，区别在于是科学技术创新型国家还是“权力技术”创新型国家。中国无疑已经是创新型国家了，只不过中国是“权力技术”创新国家罢了。中国的税赋太高了。大家不用看数字，那数字也不可信。大家看看中国公务员的数字，看看中国的官民比例，看看三公消费的规模。大家也不用看这些，单单看千军万马都想考公务员就知道中国税赋怎么样了。
中国三十年经济繁荣，起点可不是财政丰裕，而是囊中羞涩；不是大家热衷于考公务员，而是下海经商。今天，中国经济社会的问题，不是财政拮据，而恰恰是政府钱多做得太多了。
所以，我给中国经济开的偏方是：减税与简税。不仅仅是减税，还要简税——简化税制。税制复杂，那么官员和企业就可以上下其手，人们还会把精力用在非生产性的财富攫取上，而不是用在生产性的财富创造上。你不想搞什么猫腻的话，就不要把税制搞得那么复杂嘛。
减税说起来简单，其实很不简单。比如，你公务员的规模不减下来，税收怎么能减下来？又如，你经济社会以一种高成本的方式运作，也不可能减下来。减税，不是简单的经济政策的调整，实际上已经是改革了，甚至是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决不可能简单做得到的。
我们的社会是以一种高成本的方式在运作。可是你经济社会不可能永远以一种高成本的方式运作吧？个人不能，家庭不能，企业不能，社会也不可能。你不可能永远依靠高增长来维护社会稳定。你过去能高成本运作，是因为有高增长做支撑，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告别8%以上的高增长时代了。因此不改革，不能把运行成本降下来，中国经济注定将失去竞争力。
原文发表于《乐居周刊》；
作者：谢作诗，美国大唐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浙江财经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