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元和四年，是公元809年。唐宪宗即位以来，“以法制临下”，希望改变此前政治低迷状况。所谓低迷，当时最突出的一个说法是“姑息之政”：该坚持的原则不坚持，该反对的现象不反对，安史之乱以来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有了变本加厉的趋势。这一年的七月，杨凭案件爆发，史书评价说“当时翕然，谓纪纲复振”。
杨凭官为京兆尹，是首都的最高长官。此前，他担任地方长官，是江西观察使。当时的地方长官，犯法弄钱，稀松平常，中央的一贯做法是睁只眼闭只眼，只当作没看见。其实，这就是姑息之政的一部分。杨凭在地方上胡作非为，如今成了京兆尹，也显得气势不凡。长安永宁里有他的住宅，而他不仅建造了富丽堂皇的高级房舍，还广蓄“妓妾”，一个永宁里，出出进进都是他的美人。这虽然不犯法，但不管是朝廷还是社会，实在有碍观瞻。一个高级官员，吃相如此难看，社会议论纷纷，这是再自然不过的。
不知道是否与皇帝通过气，御史台的主管御史中丞李夷简决定拿杨凭祭旗，“乘众议，举劾前事”，正式弹劾杨凭。御史台是唐朝的一个执法机构，工作对象就是朝廷官员，直接受皇帝领导，很像古代的廉政公署。有一种说法是李夷简很久就盯上了杨凭，但如今时机才成熟。案件调查很彻底，杨凭当观察使时的属官都被抓来作证，杨凭的罪行都被一一查证出来，他终于大难临头了。据说李夷简希望置杨凭于死地，但因为皇帝及时出手，认为杨凭在京兆尹岗位上多有贡献，最后把杨凭贬官为贺州（今广西贺县东南）临贺县的县尉。而李夷简因为办案有功，受到了皇帝的嘉奖。
杨凭案件是个标志性事件，唐宪宗重振朝纲的决心鼓舞了久已萎靡的唐朝。
然而，本文不想讲反腐的故事。
官场上从来都不缺少此伏彼起的故事，杨凭从此一蹶不振，而他的这种经历，此前此后都有人在前仆后继。京兆尹，从三品，级别很高。尤其是首都的长官，平日里车水马龙，自然不在话下。现在，杨凭忽然贬官成遥远的县尉，连八品都不到，这一巨大的落差，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要说朋友就是亲戚，因为怕受到连累，一夜之间都忘记了杨凭。世态炎凉再一次展现它极其现实的面孔。
杨凭要离开长安，赶赴遥远的南国。最让他心痛的却不是贬官，谁都承认因果之间的必然联系。最失败的是友情，杨凭毕竟也帮过很多人，那些整天自称挚友的人，如今都在哪里？难道，这天底下竟然一个朋友都没有吗？没有一个人肯在自己最悲惨的时刻表达一下少许的安慰吗？杨凭内心的痛苦，如今只有他一人知道。
杨凭从长安出发，开始他漫长的贬官之路。出长安城，没有人送行。过秦川驿，没有人送行。过五松驿，还是没有人迎送。杨凭在想什么？是否想到了自己的“三观”？下面是故驿，杨凭放弃了一切幻想。再下一站，是蓝田驿，这里已经离开长安有很长一段距离了。然而，到了蓝田关下，谁也没有想到的一幕出现了：有人在关口摆下了酒席，专程为杨凭饯行。来人是徐晦，当初他考进士，正是杨凭推荐的。如今杨凭受难，徐晦不管别人如何，特意为杨凭饯行，专程前来话别，为的是对曾经的恩人有所报答。
杨凭离开了长安，没有人前往送行，但很多人内心都在纠结，作为朋友，送还是不送？利害多少，究竟怎样计算才合适？最终利益的考虑战胜了骨气，仕途的担忧战胜了良心。然而，大家的视觉、听觉始终没有放弃杨凭离开的脚步。于是，徐晦一人为杨凭送行的消息，立刻成了长安的重大新闻。徐晦如同一面高悬的明镜，照透了官场的唯利是图，让很多人内心的猥琐无处躲藏。置一系列的官场风险于不顾，徐晦独自去为一个朝廷的罪人送行，除了真正的勇士谁能如此？
朝廷的一个重大案件，如今却成就了一个小人物的英雄本色。
人心，毕竟还有一定分量，在政治利益与人格良心的天平之间，并不总是前者压倒一切。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人物权德舆决定去见徐晦。权德舆此时的身份，有两种说法，一是前宰相，一是宰相，仔细阅读权德舆传，他当宰相应该是两年之后。没有问题的是，权德舆是位重要人物。权德舆本来与杨凭关系密切，但是当杨凭贬官离开的时候，他应该就是内心天人作战、但最终不敢行动的人。权德舆对徐晦说：你为杨凭送行，确实值得称道，但你没有担心受到连累吗？看来，权德舆在复述自己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徐晦回答得很平实：当初杨公对我有知遇之恩，所以要去送行。假如他日相公也落难，怎么可能不相送呢？史书记述道，听了徐晦的话，权德舆“大惭”，即大感惭愧。为什么他会惭愧？自然是因为权德舆明白了自己的懦弱。也许，正是因为权德舆怀有这样的心理，作为补偿，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所到之处，无不竭力夸赞徐晦。
或许正是因为权德舆这样的言辞太多，一时之间，朝廷内外都飘扬着对徐晦的赞美之声。而最戏剧性的一幕也终于上演。时间过了没几天，杨凭案件的发动者，御史中丞李夷简忽然上奏给皇帝，推荐徐晦当监察御史，而皇帝也没有犹豫就批准了。徐晦当时的官职，不过是一个九品县尉，一夜之间忽然晋升为六品的监察御史。这里，最重要的不是品级，而是职位，监察御史是重要的中央官员，一定是皇帝批准才会上任的。到御史台报到的那天，徐晦去见李夷简，问道：没有经过正式的官方渠道，您却在千万人中选拔了我，这是为什么啊？李夷简回答很直接：你没有辜负杨凭，怎么会辜负国家呢？
徐晦后来当过中书舍人，退休的时候是礼部尚书，仕途还是不错的，而一贯的作风就是耿直。
官场是实用主义的天下，不管是上级下级，还是办公室同事，晋升的竞争随时随地存在，不势力没眼色，随时都可能被扫地出门，或永世不得翻身。这是铁律，谁犯谁死。所以，良心或者德行，在官场中的状况必然很凄惨。杨凭官场失败，孤独地走向贬地，没人敢送，这是官场常态。这时徐晦出现了，他是一个官场异数，一句同情朝廷罪犯的说法，就可以让徐晦永无出头之日。对此，徐晦不会没有设想，只不过在内心的斗争中，良心一面最终占据上风，在仕途凄凉和内心安宁之间，他决定选择后者。于是，他如同一位勇士，因为满怀道德感，他拥有了“虽千万人我往矣”的气概。
很多人判断，徐晦的悲剧会如约而至。
拥有道德感的徐晦遭遇悲剧，就是道德的悲剧，而道德的悲剧，是悲惨世界的日常剧目。
可喜的是，这样的悲剧最终并未发生。权德舆、李夷简还有宪宗皇帝，他们共同努力，避免了悲剧的发生。他们，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是迫于压力吗？还是他们的内心，道德感原本就没有熄灭？
如果，在徐晦面前，权德舆并没有惭愧之感；如果，李夷简固执地认为徐晦在跟自己做对？如果，宪宗皇帝认为徐晦不支持自己的重振朝纲？那么，徐晦的故事必然会以悲剧结束，因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决定小人物徐晦的命运。
徐晦的故事发生之时距唐朝的灭亡（公元907年）还有整整的一百年。唐朝的政治家，元和时代的政治家，他们的道德感还在政治行为中发挥作用，他们依然明白，鼓励符合道德的行为有利于政治利益，尤其从长远的角度看。所以，他们没有意气用事，没有大搞唯我独尊、权力至上，他们十分潇洒地向道德让步。
到了很久以后我们才明白，正是他们这类行为，为唐朝的存在又争取了百年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