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妻女被捕6个月后，云南红塔集团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同时成立，褚时健继续担任董事长。刚刚继任董事长没几天，噩耗传来——女儿褚映群在狱中自杀，已经火化，让他前去领骨灰！
故事还得回过头去讲起。
1983年，褚时健被云南当地媒体点名批评，那也是他第一次被媒体曝光负面新闻。
当时的《云南日报》、《春城晚报》、云南电视台在新闻报道中，都点了褚时健的名，褚时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至于这次处分的原因，则是他批了40件香烟给他的表弟，在市场出售时被抓获，性质为“投机倒把”。
“投机倒把”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那么，在当时的那个年代，究竟什么是投机倒把？投机倒把的危害性到底有多严重？褚时健又是如何投机倒把的？
今天的《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解释是：投机倒把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主要指一些人凭借手中的权力，通过计划或者走后门，搞到平价的紧俏产品，然后囤积居奇、翻手倒卖，经过环环转手，层层加码，最后以较高价格卖给最终使用者或者消费者，发民众之财。
处罚的种类有：
(一)倒卖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自由买卖的物资、物品的；
(二)从零售商店或者其他渠道套购紧俏商品，就地加价倒卖的；
(三)倒卖国家计划供应物资票证，倒卖发票、批件、许可证、执照、提货凭证、有价证券的；
(四)倒卖文物、金银(包括金银制品)、外汇的；
(五)倒卖经济合同，利用经济合同或者其他手段骗买骗卖的；
(六)制造、推销冒牌商品、劣质商品，坑害消费者，或者掺杂使假、偷工减料情节严重的；
(七)印制、销售、传播非法出版物(包括录音录像制品)，获得非法利润的；
(八)为投机倒把活动提供货源、支票、现金、银行账户以及其他方便条件，或者代出证明，发票、代订合同的；
(九)利用报销凭证弄虚作假，进行不正当经营的；
(十)垄断货源、欺行霸市、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的；
(十一)其他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投机倒把行为。
当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在短缺经济和价格双轨制的双重作用下，社会滋生出一大批“倒爷”。他们凭借手中的权力，通过计划或者走后门，搞到平价的紧俏产品，然后囤积居奇、翻手倒卖，经过环环转手，层层加码，最后以较高价格卖给最终使用者或者消费者，借改革之机掏国家之金，发民众之财。
别以为“投机倒把”只是一个小小的行为，在计划经济时代，这可是大到足以杀头的罪名。
财经作家吴晓波[微博]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
1984年，温州苍南出现了建国以来的第一家民间钱庄——方兴钱庄。遗憾的是，它的招牌仅仅挂出一天，就被当地的农业银行(2.36, 0.00, 0.00%)以违反国家规定为由摘除了。从此，民间金融在毫无制度约束的前提下，转入地下。自1985年以来，温州九县两区30万人卷入民间借贷活动，涉及额达12亿元之巨。由于无法可依，便很快转化为恶性的高利贷事件，当地人称“抬会”。到1986年春夏，资金链突然断裂，各地相继爆出会主潜逃的消息，抬会体系瞬间雪崩。
这是1949年以来，最为恶劣的金融破产事件，地方政府开始抓捕和通缉那些知名的会主，以杀一儆百的方式来平息民愤。一位33岁名叫郑乐芬的妇女被当成罪大恶极的首犯，判决死刑。
郑乐芬是永嘉的一个家庭妇女。据熟悉她的人回忆，郑为人热情大方，没读过几年书，结婚后就在家里做点针头线脑的小生意。当抬会风暴刮起的时候，头脑灵活、人缘颇佳的郑乐芬很自然地成了当地的一个小会主。后来发现，温州抬会的会主八成以上是由像郑乐芬这样的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是文盲的农村妇女担当的——这一事实在后来的20多年仍然如此。
郑后来在供词中描述当时的情景说，“钱收进来，先在墙两头放着，到了晚上一间房子已全部堆满钱，只有封门派民兵举刺刀看门。人们喊着要入会，把大叠的钱扔进来。”郑乐芬所主持的抬会规模，在当时属于中等，她共发展了427人入会，收入会款6200万元，支付会员会款6010万元。
令人惊奇的是，郑乐芬一直拖到5年后的1991年9月才被正式处决，在这段时间里，浙江法律界对死刑判决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郑乐芬的辩护律师认为，抬会本身是一个骗局，郑氏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会员的钱财为目的，应定性为诈骗罪，以此论刑，郑氏罪不当死。
而法院是以投机倒把的罪名判定死刑的。从法院提供的证据来看，郑乐芬并无诈骗钱财的行为，她与会员订立合约，双方对抬会的经营方式都是明知和认同的。因此，法院认为，被告之罪重点是侵犯了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应定投机倒把罪，根据情节，可处极刑。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同一产品有两个价格，计划内部分实行国家统配价，同时企业超计划自销产品并按市场价格出售，形成了特殊的“价格双轨制”。当时，市场价格往往比国家统配价高一两倍。在价格双轨制和商品短缺的作用下，“倒爷”开始出现。
1983年前后，第一批“倒爷”出现在北京和深圳。前者是政策资源和权钱交易的中心，后者则有宽松的商业氛围和对外开放的窗口效应。有背景的倒爷们凭借手中权力，通过计划或走后门，搞到平价的紧俏产品，通过层层转手加码，最后以较高价格在市场上出售。
在这些“倒爷”中，不乏知名人士的身影。
1983年，33岁的王石来到深圳闯荡。一次偶然的机会在蛇口看见好几个巨大的玉米储藏仓。经过打听知道香港需要大量玉米，由于本土不产玉米，几乎全靠外国进口，王石就想到从东北直接运到香港。
于是经过几番周折，他与正大康地(由泰国正大集团、美国大陆谷物公司与深圳养鸡公司合资的饲料生产企业)签订了第一单生意，赚了40万元。掘得第一桶金后，王石于1984年组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也就是万科的前身。
1984年的中关村开始初显繁荣景象。当时已年届不惑的柳传志，参与创办了中科院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集团[微博]前身)。创办之初，他担任副经理，由于找不到项目，为了赚钱养活公司里的十几口人，只得摆摊卖电子表和旱冰鞋，后又卖过运动裤和电冰箱。有一回，他听说江西有人手上有大批彩电，只要买回来一倒手每台就能赚上千元，便急忙汇款过去。谁知道那竟是一个骗局，计算所拨给他的20万元开办费，一下子被骗走了14万元。
有数据统计显示，1986年，全国有各种公司36万多家，其中25万多家是在流通领域混饭吃，也就是传说中的“皮包公司”，不少人因此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这句当时流行的顺口溜形象地刻画了人们对这一特种甜头的向往。
曾有人讲过这么一个故事：“1988年腊月，我88岁的奶奶病危，临终前最后一个愿望是想吃西瓜。寒冬腊月，上哪儿去找西瓜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姑姑终于在市场上找到卖西瓜的。问摊主：这么冷的天，谁家地里结西瓜啊？摊主说：当地不结外地结啊。姑姑一咬牙，拿出月工资的十分之一买了半只西瓜。”这种高价贩卖外地产品的做法，在当时就是投机倒把。
1981年，为了禁止乡镇社队企业的“无序”生长，避免同国企争夺原料，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同年，韩庆生等4名国企工程师到乡镇企业“炒更”，设计了两套生产污水净化器，韩庆生却因“技术投机倒把罪”被判入狱。1982年，温州柳市镇的8名个体户因投机倒把被通缉，这就是著名的“八大王事件”，也是当时全国打击投机倒把的一个缩影。这一年，有3万人因投机倒把被判刑。
直到2008年1月15日，《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的取消，标志着投机倒把行为的正式谢幕退场。
那么，褚时健当时的“投机倒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由于掌管“批烟大权”，不少人都希望通过褚时健手里的笔，拿到一批廉价的香烟，然后再拿到市场上倒卖，赚取差价，很快就能成为富翁。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前来找褚时健说情的人络绎不绝。
对于这些人，褚时健的回答很干脆，一般都是：
“你们自己要抽烟，可以给你两条，但要想从我这里批烟，以后就不要来了！”
得到这样的回答，大多数人都会败兴而归，下次再也不好意思厚着脸皮找上门来了。褚时健知道，对于这类人，一旦打开了缺口，将会一发不可收拾。
然而，尽管如此，市场上关于倒卖“红塔山”的现象还是屡禁不止。在广州一带繁华的地方，经常可以看见这样的场景：一些骑着单车、戴着草帽、穿着入时的年轻人，神秘地靠近一些看起来比较富裕的人，开口就是：
“老板，‘红塔山’要么？两千件。”
“外汇烟，一万件，要不要？质优价廉！”
……
这些神秘的人被称为“中间人”，在这些中间人中，不乏江湖骗子，但也的确有人做成了一笔又一笔的买卖，发了横财。
“倒烟”，成了当时的一道风景线。
在这些“倒烟”大军中，有一个叫林政志的人，是后来褚时健下马的关键人物。
一个小小的“倒爷”，如何搬倒了红极一时名动江湖的褚时健？
这故事有偶然，也有必然。
如果当时没有林政志，或许会有李政志、张政志的出现。
林政志是河南洛阳水泥厂驻洛阳办事处的一个临时工，最大的人生梦想就是一夜暴富。在认识了三门峡市烟草分公司的一个工作人员之后，林政志终于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倒烟。当时一条“红塔山”的出厂价是55元，而经过一番倒卖后，市场上已飙升至100多元一条，一箱烟是4件，一件烟是50条，其中的暴利，由此可想而知了。
尽管林政志除了一心想发财的想法之外一无所有，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朝着自己的人生目标奋斗。后来，通过烟草公司的工作人员，林政志认识了马静芳和马建华。
马静芳是谁？
是马静芬的妹妹。
马静芬，就是褚时健的妻子。
马建华，就是褚时健的妻弟。
马静芳和马建华曾经几次向姐夫褚时健“求情”，希望他能大笔一挥，为自己开启致富之门。然而，几次碰壁下来，马静芳和马建华气馁了。看来，姐夫真的是“六亲不认”。
马静芬随丈夫褚时健调进玉溪烟厂不久，就承担着厂区的绿化工作，后来任绿化科科长。马静芬比较喜欢摆弄花草，酷爱植物。有一次，烟厂因为环境卫生太差被上级点名批评，让褚时健大感头痛。危难之时，马静芬挺身而出，发誓要把烟厂的面貌来个彻底的转变。她把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林园艺术的理解融入到景观规划中，寄真情于山水之间，设计出了许多宜人的景观。
就在马静芳和马建华碰壁归来之后，林政志再次出现了。林政志的话言简意赅，直指要害：
“褚时健管厂子，马静芬管褚时健。”
言外之意，是你们在姐夫那里碰壁了，看来得转变思路，去“攻打”你姐姐了。
可别说，林政志的话还真管用，马静芳和马建华在几次向姐姐马静芬诉说了自己眼下的艰难处境后，马静芬的心软了。
“他们的手续都是合法的，对方也是烟草公司，你批给别人也是批，批给他们有啥不对的呢？”马静芬这样三番五次地讲，褚时健的心也就慢慢软了。
毕竟，马静芬和褚时健都是人，不是神，他们也有自己的贪欲和私心。
不了解这一点，就很难理解褚时健一家为何会出事。
褚时健不是高大完美的人，他也有私心，他也有人性共有的弱点。
不了解这一点，你就不了解褚时健。
1995年2月，一封发自河南的匿名检举信寄到了中央纪检委信访室，并引起高度重视。该信检举：河南洛阳的个体烟贩林政志勾结三门峡烟草分公司，通过向褚时健的亲属行贿而取得卷烟指标，获利800余万元。
正是这封小小的举报信，掀起了轩然大波。
很快，这年的3月24日，中纪委派人进驻洛阳，彻查林政志。林政志很快就供认了自己与马静芳、马建华的交往细节：他先后从玉溪卷烟厂套购8000多件卷烟，并多次给马静芬、马静芳、马建华送钱送物的事实。
根据林政志的交代，司法部门很快找到了马静芬、马静芳、马建华、褚映群。这些，都是褚时健最亲近的人。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经查，褚时健的上述家属一共收受人民币140多万元，美金8万多元，港币3万元和其他大量贵重物品。
1995年3月，马静芬、马静芳、马建华、褚映群分别被一一收审，关押在河南。
得知这个消息，褚时健颓然长叹，无疑，这一击对他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人去楼空，原本欢声笑语的家里，如今已只剩他一人！褚时健只觉得，一股悲凉从脚底油然而生。
就在妻女被捕之后不久，褚时健却依然像一个没事儿人一般，出现在关索坝的工地上。那时候，已经有一部分消息灵通的烟厂职工，风闻厂长家里出了大事儿，但是当他们看到厂长依然在工作岗位上忙前忙后时，心里又不禁犯起了嘀咕：
“那些传闻都是真的吗？”
这个来自哀牢山高原的黑脸汉子，在家庭遭遇如此重大变故之时，依然一声不吭，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就在妻女被捕6个月后，云南红塔集团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同时成立，褚时健继续担任董事长。
刚刚继任董事长没几天，噩耗传来——
女儿褚映群在狱中自杀，已经火化，让他前去领骨灰！
闻听噩耗，这个坚强的汉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失魂落魄地道：
“苍天呐……”
文/摘编自《勇者激扬》作者 张奕 江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