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运动掀起“抓叛徒”的浪潮，《多余的话》被污蔑为父亲的“叛徒自白书”。1967年4月12日，陈伯达在军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还有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这又是一条路线。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1967年1月19日，红卫兵冲进江苏常州西门公墓，砸坏了在那里的秋白母亲金衡玉的坟墓。1932年6月19日，在山东济南以教书为生的秋白父亲瞿世玮在贫病交加中与世长辞，被安葬在济南南郊。1949年之后，瞿秋白、瞿景白、瞿坚白兄弟三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瞿氏后人也专程从常州来济南寻找瞿世玮的坟墓。后来，母亲又从北京专门致函山东有关部门，要求妥善保护瞿世玮的陵墓。瞿秋白被打成叛徒后，红卫兵把瞿世玮的墓碑给砸掉了，坟也给平了，后来坟地变成了一片苹果园。
1967年4月13日，康生也在军委扩大会上谈到《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这个决议，对毛主席的作用有一些正确的议论，但是在有些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譬如对瞿秋白的说法是不对的。”4月22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八宝山也不都是烈士，还有瞿秋白嘛！”4月25日，康生在高级党校学工人员大会上讲话说：“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高岗、彭德怀、张闻天一直到刘邓，他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5月6日，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市法院红色革命造反总部合办《讨瞿战报》第一期出版。
5月12日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冲进八宝山，砸坏了瞿秋白墓，母亲也随之被隔离审查，其他亲属都受到各种严苛待遇，还株连到了研究瞿秋白的人员及收集和保管父亲文物的各级干部。
父亲被诬陷为“叛徒”，使他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
1978年，母亲的历史冤案终于平反昭雪，但父亲的名誉却一直未得到恢复。我先到中央专案组查问，但得不到明确的回答。后来，我拜访了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
当时陆老刚被解放，住在医院里。我去探视他。
我问他：“为什么我父亲被诬陷为叛徒？”
他对我说：大约1964年他当宣传部长时，毛主席问他要我父亲写的《多余的话》看。陆老给了毛主席香港出版的司马璐著《瞿秋白传》，其中附有《多余的话》。毛主席看过之后对陆老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有没有秋白亲笔写的《多余的话》？”陆定一说：“还在解放区时，李克农同志曾说，外面有人要卖给我们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原稿，问我要不要买。我说，这是伪造的，不要买……周总理曾对我说过，他看见过，确是瞿秋白的笔迹。”
毛主席对陆定一说：“今后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宣传方志敏烈士。”
之后，我走访了杨尚昆，他原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他说：“大约1962年主席看了《多余的话》对我说：”瞿秋白对革命有贡献，但临终前写了《多余的话》，这是消沉，最多是动摇，作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临终前还是可以谅解的。”我没有听到过主席说瞿秋白是叛徒。主席只说过”瞿秋白怀才不遇”这样一句话。”
我还走访了原组织部部长安子文。
他说：“1963年年初，十来个人在刘少奇会客室，由刘少奇传达主席的意见，说：”瞿秋白是叛变了，中央传达最高意见，说适当的时候将宣布。”后来下面同志议论，认为这个决定不怎么公道。”
我去探望过薄一波，他问起我母亲的情况。我说：“妈妈被林彪”四人帮”关押了近六年，被他们迫害死了。”薄一波听后流下了眼泪，他和妈妈共事过，很关心她。当我问起关于我父亲的事，薄老说：“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说过，盲动主义的责任加在瞿秋白身上是不公正的。这个责任应有共产国际罗米那兹负责。《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瞿秋白已有评价。”
薄老还记得毛主席说：“立三路线问题，经过瞿秋白、周恩来已经解决。瞿秋白当时是比较有威信的领导人，如果叫他来搞，后来不至于产生像王明路线这样大的错误，就是由周恩来搞也不会发生王明路线。”
我还访问了丁玲。她说：“我了解瞿秋白，早在解放区时就看过《多余的话》，我认为在《多余的话》里没有叛变的意思。”
冯雪峰的儿子冯夏熊对我说过：“当红军要长征时，父亲找毛主席问过：”为什么像秋白这样的领导同志不和大家一起参加长征？”毛主席说：”我也提过意见，但没有用，要问一下组织部长李维汉。”
有一天，我去北京医院探视廖承志。他说：“独伊，你应该写信给党中央要求给你父亲平反。”廖公是我父母的好朋友，“文革”后期很关心我和父母的平反问题，为此帮助过我。后来到医院去看望陆定一，把廖公对我说的意思告诉了他。他说：“你应该听廖公的话，给党中央写信。”
原标题《毛泽东对陆定一说：今后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宣传方志敏烈士》
作者：周海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