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改变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比重过高、以及上游产品国家垄断经营的现状。而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私人所有则是必要的政策选项。这些问题不解决，百姓的收入不可能有效增长。没有收入增长，消费不可能真正提升，经济增长就还得依靠投资拉动，给长期埋下更大的隐患。
地区竞争被认为是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变量，地区竞争主要表现在县级层面，因为县拥有土地的实际控制权。县际竞争主要是招商引资，用以招商引资的主要是土地资源。
可是，中国土地是国家所有，政府对于土地的拥有毕竟不同于地主对于土地的拥有。由于土地名义所有权和实际所有权相分离，“过度利用”、“过度投资”将无可避免。问题是：假如土地真的被“过度利用”和“过度投资”的话，又怎么可能和经济长期增长相兼容呢？应该说，中国经济呈现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双顺差这样的增长结构，与此是有关系的。
本文探讨，一个有“缺陷”的制度安排，到底与怎样的约束条件相匹配成就了中国经济过去的高增长？未来还会继续支撑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吗？为此需要做怎样的改革和调整？
土地国有过去是福不是祸
中国社会不仅仅是人口众多，整个社会还呈现典型的青壮年特征。中国的人口是在政府鼓励生育，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生育高峰，70年代又强制推行计划生育，到了80年代，60年代出生的人开始谈婚论嫁生儿育女，再次出现一个人口高峰，从而形成的一个特殊人口结构。像我这样60年代出生的人，我们的孩子，未来他们头上少说有四到六个老人，多说有六到八个，我们可能指望他们养老吗？不可能。能够今年春节这家过，明年春节那家过，就不错了。这决定了我们不能不储蓄，也决定了中国社会必然整体上呈现储蓄大于投资的局面。作为国家整体，储蓄大于投资就要表现为贸易顺差，否则，经济的均衡增长就不能实现。
逻辑上，一个国家经常项目顺差，那么资本项目就会逆差。但是，中国在过去却呈现出不同寻常的双顺差。应该说，在贸易顺差的情况下，土地优惠、税收减免，大量的对于外资的优惠政策是资本项目同时顺差的重要原因。不否认，双顺差意味着我们一边高价向人借钱，一边又把钱低价借给别人。不否认，土地国有，“过度利用”、“过度投资”便无可避免。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扭曲”在过去是有积极作用的，作用在于通过外资的流入让国外的技术、管理、关于生产和市场的知识与我们众多的人口相结合，形成了现实的生产力。
让13亿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资源有效结合，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县政府依靠土地、税收所做的招商引资，虽然存在着“过度利用”和“过度投资”，但是这种“过度利用”和“过度投资”正好是把潜在的人口红利转变为现实的人口红利的一个有效手段。
人不仅仅是要有活干，要获得收入，否则社会就会不稳定，人口就会变成负资产；而且人力也不能储藏，这是一个重要特性，这特性决定了人力能用要尽可能地用尽用完；人还是主动资产，可以通过干中学，积累人力资本。所以，“扭曲”背后其实是暗藏巨大收益的。
土地国有、“过度投资”、双顺差，所有这些不是中国经济过去高速增长的障碍，而是原因。如果没有潜在的巨大收益，一个扭曲政策下的经济怎么可能高速增长三十年？当然，我们得承认，这种扭曲政策存在很大的负面效应，表现为资源过度利用，环境遭到破坏，国民的收入没能随经济增长同步增长，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承担着越来越高的风险。我们还得清楚，上述现象收益超过成本，不仅要以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为前提，而且需要有利的外部条件。所谓有利的外部条件，核心是我们形成的巨大产能要能够被外部世界有效吸收。这两个条件，在过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随着劳动市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或者有利外部条件的转变，上述成本收益计算就会发生逆转。道理很简单，当劳动市场上刘易斯拐点到来后，增加就业的好处就减少或者消失了，但是扭曲和过度投资的代价却仍然在那里，而当外部吸收降了下来，不能有效吸收我们因扭曲和过度投资而形成的巨大产能的时候，那么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双顺差这样的增长结构，以及与这样的增长结构相伴随的高增长就不能维持了。
土地国有未来是祸不是福
未来十到十五年，虽然人口红利还在，但是到目前为止剩余劳动力显然已经用完。这意味着曾经的依靠扭曲土地等重要要素投入来实现高增长的发展模式，其潜在收益是下降了。
过去，中国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经济可以实现高增长，因为美国高消费、低储蓄。美国长期是一个负储蓄国家，中国的过剩产能可以被美国有效吸收。可以这么讲，正是因为中美两个国家一阴一阳、一男一女美丽的双人舞，才成就了世界经济过去的均衡高增长。
可是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储蓄率开始上升，这决定了中国必须从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转变到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共同拉动，特别是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轨道上来。然而消费的背后是收入：没有收入，叫人消费那是笑话；有了收入，不让人消费那也不可能。
收入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劳动收入，另一个是资产性收入。在当今中国，由于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百姓获取收入的另一来源就被人为折断了。这决定了百姓的收入不可能有效增长。今年，GDP增长9.1%，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30%，毫无疑问，百姓收入增长是低于GDP增长的。这是有重要制度原因的。经验上，我们没有观察到有一个国家，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是国家所有，然而老百姓收入增长快，是富裕的，国内消费需求的旺盛的。
其实，增加百姓收入并不难。一块土地，假如百姓只是拥有使用权、收益权，没有转让权，那么该土地的市场价值就要大打折扣。而如果还同时拥有转让权，那么该土地的市场价值就会大幅上升。这是说，只需把产权界定完整，土地市值就会大幅上升，百姓的资产性收入就会大增。这也是说，只需把产权界定完整，就可以有效增加百姓收入，刺激国内消费。
说到将土地产权界定给个人，有人要说了：土地私有化后，一些农民经营不善，失去了土地生活没有保障怎么办？说来奇怪，我们的社会总有那么一些人，喜欢当别人的家，做别人的主。你说土地私有化，他们说农民经营不善失去土地生活没有保障怎么办？你说办私立学校，他们又说私立学校质量没有保证，害了你的孩子怎么办？仿佛他们关心我的孩子超胜过我们关心自己的孩子，仿佛他们关心农民的命运超过了农民兄弟关心自己的命运，又仿佛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农民兄弟，在他们的“关心”下真的过上了好日子，读上了好学校似的。
未来，必须改变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比重过高、以及上游产品国家垄断经营的现状。而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私人所有则是必要的政策选项。这些问题不解决，百姓的收入不可能有效增长。没有收入增长，消费不可能真正提升，经济增长就还得依靠投资拉动，给长期埋下更大的隐患。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私人所有，不仅可以让民众获得资产收益而有效增加其收入，增加国内消费，而且也增加了吸收过量货币的广阔天地，可以有效抑制房地产泡沫。
原文发表于2012年第1期《经营与管理》；
作者：谢作诗，美国大唐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浙江财经大学教授 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