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甲午战争，人们首先映入脑海的便是惨烈的中日海战，是民族英雄邓世昌与官兵一起驾驶“致远”舰撞向日本“吉野”舰，最终壮烈牺牲，英勇殉国的感人画面。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中日军事实力的对比，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分歧，朝廷与民间的种种反应。人们不能释怀的是，中国的没落与洋务运动的失败。而作为大时代的瞭望者，媒体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却被无情地忽略。事实证明，媒体在甲午战争前后的舆论导向作用至关重要，甚至是影响战争发展的重要因素。
大清时期的媒体，就是纯粹的报纸。没有广播电视，更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报纸是绝对的老大。鸦片战争后，上海率先开埠，现代意义的报纸正式出现。到甲午战争期间，上海的报纸已经非常发达，堪称全国媒体的风向标，比较知名的如《申报》、《新闻报》、《万国公报》、《字林沪报》等。虽然甲午战争持续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各媒体均给予了高度关注，从时局分析、战况报道、时事评论，再到批评政府、建言献计，可谓是全方位的多面聚焦。具有浓郁家国情怀与理想主义的媒体人，在民族危难之际，以一颗拳拳爱国之心，积极呐喊，奋力鼓与呼，不仅提振了国人士气，还极大促进了民族觉醒。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大清的媒体缺乏国际视角与格局，并虚妄自大，盲目煽动民族对立情绪，甚至出现“笔杆子”欲指挥“枪杆子”的滑稽局面。
120年前的中国，沙俄是中国最大的威胁，国人皆知，人们丝毫并未感觉到日本的蠢蠢欲动。就在甲午战争开战前的半年，朝鲜东学党起义后，《申报》以特有的政治敏锐向政府与国人发出了警示。1894年1月27日，刊发《闻朝鲜乱耗书后》一文，文中写道“日本人屡生觊觎，大有以琉球相待之意”。文章认为，日本人早有吞并朝鲜意图，似当年侵占琉球一样。此时的清政府，还完全没有意识到日本企图借道朝鲜，侵略中国的野心。媒体有此远见卓识，一方面得益于作者对时局分析的判断能力，也得益于《申报》作为大报的地位。大报吸引高端人才，又有专门的国外新闻渠道。《申报》以政论见长，政治嗅觉灵敏，自然要高于其他报纸，如《字林沪报》直到5月底还没有搞清日本大幅增兵朝鲜的目的。
伴随甲午战争的开战，中国各大媒体纷纷开设专栏，密集报道战事。如“本馆接奉电音”、“政论”、“西电译要”、“窥日要言”等。由于清政府对媒体的几无管制，媒体言论很大胆，在战争期间，媒体可直接批评朝廷，以示监督。如北洋海军的建设问题，《字林沪报》在9月30日的文章中，直接批评通商大臣不敢申请造船，又抨击当权者认为造船是乱花钱的错误言论。10月5日，在清军陆地战场节节败退之际，更是痛斥指挥者无能，“于此可知诸统将之实无能焉”。
不仅敢于批评，媒体甚至大胆建言，要求光绪皇帝御驾亲征。乖乖，媒体的这种胆量在今天的国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10月8日，《字林沪报》发文《恭拟圣主亲征议》，要求光绪效仿宋真宗亲征契丹。文章认为，当下最要紧的便是，皇帝需御驾亲征，“亲统六师，东征日本”，甚至一鼓作气，直捣日本老巢。
书生报国无他物，惟有手中笔似刀。报人主笔多为文人，理想主义较重，以慷慨激昂的文字救亡图存也在情理之中。在甲午战败后，媒体更是发出了各种革新除弊，变法图强的声音。《新闻报》提出，应筑铁路、铸银钱、设邮政。同时，该报积极倡导向日本学习。“甲午一战，日本以彻底的西学大败了中国不彻底的西学。这一事实非常雄辩地为西学致强的实效作了证明。”
最重要一点，当时的报人就已经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认为中国必须在体制上彻底革新，“虽不能行民主之法，然君民共主之政似亦可以仿行，如设
立上下议院，听民间公举贤才，议论政事，多开报馆代陈民难。”《新闻报》甚至为此提出了具体操作办法，可谓煞费苦心。
应该说，在国家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际，大部分中国媒体坚持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是值得肯定的，毕竟报纸的主笔都是中国人。但同时也暴露了媒体的一些弊病，诸如虚妄自大，盲目煽动民族情绪对立，甚至是发布假新闻，误导舆论。在甲午战争中扬名立万的《万国公报》则因是洋人主笔，西方观点较多而备受中国人质疑。
在甲午战争前，媒体同国人一样，根本没把日本放在眼里，认为日本只是一个“东夷小国”，而中国则是“天朝上国”。日本打中国犹如“螳臂当车”，中国打日本就是“泰山压卵”，这是国人的普遍认知。作为社会的精英，很多报人也持同样的观点。日本明治维新的巨大进步被中国人赤果果地忽视，国人的虚妄自大可见一斑。而英国人同样忽悠了中国人，曾在北洋水师任职的英水师提督琅威理就在《万国公报》的专访中，大言不惭地宣称，中国海军不仅足以战胜日本，即使打西方大国也绰绰有余。
正是这种错误的认知，激发了中国人盲目的爱国热情，各种愤青、各种“抗日”的呼声，媒体更是连篇累牍地发表主战言论。在当时的氛围下，似乎国人打日本犹如“手撕鬼子”一般简单，殊不知这不是在横店影视城，而是与崛起的日本真刀真枪的血拼。当时的朝廷内，只有打过仗的李鸿章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
有媒体甚至直接列出了作战计划。《字林沪报》在8月22日刊发《审机》一文中就提出，中国海军应将日军围困在朝鲜，然后另派一支劲旅偷袭日本。若日军回撤，则可尾随追之而歼灭。瞧见没，这是真正的“笔杆子”指挥“枪杆子”，文人好战，而武将却不想打仗。
由于清政府拒绝了随军记者的申请，在甲午战争期间，中国各大媒体只好通过朝廷内线、特约记者、外国译电等方式获取新闻源。在新闻时效上，则落后外国媒体很多，准确性也很难保证。“牙山大捷”就是让人贻笑大方的一条假新闻。
与中国媒体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日本非常善于操控国际舆论，仅仅随军报道的日本媒体就多达几十家，一百多名记者活跃在战争一线。不仅如此，日本还发动各地日本大使撰文，在世界主流媒体上发表文章，为宣传日本正义的国家形象展开公关，甚至不惜贿赂路透社。令人沉重的是，翻开当年世界大报关于甲午战争的报道，几乎全是日本的声音。
甲午战争后的次年，李鸿章访问纽约，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中国报纸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中国的编辑们讲真话十分吝啬，只讲部分的真实。对此，陈事美以为，媒体固然有责任，但中国自古就难有讲真话的环境，清政府难道不是满嘴谎言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