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之中，日本侵略军的航空兵不仅仅肆意空袭地面平民目标，还多次公然袭击中国民航客机。当时的飞机速度较慢，攻击使用肉眼进行观测，战斗机长距离追逐，并且用机炮攻击时，视野之中不可能看不到民航客机的机型和航空公司标示。于是当时的历史时期，日军航空兵飞机对于中国民航客机的攻击不存在“误击”的可能，是故意袭击平民的行径。
以下2例是抗日战争时期有影响的日军袭击客机事件：
1938年：日军击落“桂林”号民航客机
1938年8月14日，中国航空公司“桂林”号客机由香港飞往重庆，途经广东中山县上空时，遭日军战斗机袭击而迫降，落入了水中。
据中方的史料记录，日本战斗机竟又以投弹的方式袭击已迫降的客机。在没有击中的情况下，丧心病狂的日本军机“竟从高空低飞以机关枪扫射，轮回凡二三十次之多”。飞机上一名妇人和2岁的子女，“全身中弹凡数十处之多”。
当时报纸记载机上共十九人，其中乘客十五人、机组人员四人。史料记录只有三人(美籍飞行员活士、报务员罗某和乘客楼兆念)得以侥幸生还，其余全部遇难。机上遇难乘客之中有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兼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筠(图1)、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图2)、中央银行机要科主任王宇楣等名人。
8月1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就桂林号事件发表声明，发言人愤慨的说：
“中国航空公司为一商业性质之运输机关，所载人员，除公司职员外，余均乘客。且该公司之成立，远在中日战争之前，其航行路线与飞机机帜，为任何人所知悉。除有意残杀无辜企图造成恐怖之一动机外，敌机实无任何藉口对之施行袭击，敌人自大举侵华以来，尽量发挥其兽性，不顾世界舆论，蔑视国际公法，对于非战斗人员与非军事目标残杀破坏，无所不用其极，近复变本加厉，袭击此商务运输性质之飞机，其违法与残暴实造成世界未有之卑污纪录。”
外交部声明里最后要求“世界爱好和平人士对此人类公敌”，“群起制止”。
蒋介石为抚恤胡筠和徐新六而指出，“两君抗战以来，对于后方金融，尽力襄助，不辞劳苦，裨补至多”。可见，他们俩的遇难，是抗战时中国金融业的重大损失。
民国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为此惨案而悲愤写下：
“因国难而捐躯，识与不识，同声一哭；为鬼雄以杀贼，死如未死，赍恨千秋”。
1940年：日军击落“重庆”号民航客机
1940年10月29日晨，中国航空公司“重庆”号客机，由重庆飞往昆明。14时30分，在云南省沾益附近上空，该机突然遭到日军战斗机包围且被反复袭击，机身多处中弹坠地焚毁。
根据史料记录，美籍正驾驶肯特(W.E.Kent)、随机服务员鲁美音、机航组办事员黄琦和乘客六人(包括一名婴儿遇难)。仅有副驾驶徐鑫、报务员林汝良及另一名乘客共三人侥幸脱险。
遇难者之中有中国著名建筑师钱昌淦(图3)，他曾主持了上海东亚营造厂多年，参与过多项著名建筑的施工建设。钱塘江大桥的建成也有他的功劳，此前曾有报载，“钱塘江大桥之完成，钱先生实出大力”。全民族抗战时期，钱昌淦担任了国民政府交通部技术厅桥梁设计处的处长，在大后方进行桥梁建设。在他的组织下，滇缅公路上建起了中国第一座有钢加劲桁的公路悬索桥。该桥有“滇缅公路咽喉”的美誉，让抗战物资得以源源不断运进中国。为了纪念钱昌淦先生，这座桥的名字定为“昌淦桥”。
此次遇袭事件里殉职的“空姐”鲁美音，是一位才女，在担任“空姐”的同时发表了多篇文章，并且曾在文学刊物发起的征文里，以一篇投稿从685篇征文稿件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六名。她遇难之前曾说：“这几个月来，每次飞行所得的经验真不少，希望有一天能把它写成一大本书！还有日常生活之中，我觉得处处有材料，人人是小说中的人物”。日本侵略军袭击平民的罪行里，这位有望成为未来女作家的女孩英年早逝，让文学界为此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