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宝
7月16日，北京市中国青年报社门口发生7人集体服农药事件。有媒体报道称，根据现场遗留诉状的说法，这几人中曾有人因拆迁问题被非法关押。一名知情者称，这些人选择在中青报门口采取极端行动，是希望得到媒体的帮助。
要不是实在走投无路，想必这几个农民，也不会选择以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引起社会关注。但不管怎么说，生命无价，如果不理清这种悲情背后的无奈与无助，就算通过媒体的报道和高层的介入，解决了这部分农民的问题，恐怕也只能是个案。并且，一旦这种非常态的极端维权路径被证明会发生作用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一波一波的效仿与超越，则会令我们这个社会的正常秩序受到严重干扰，同时，也会客观上强化人们对一些地方政府的负面想象，导致地方政府的形象和权威进一步受损。
在城市化过程中，拆迁是城市发展绕不过去的一个必然手段，但如何依法拆迁和合理补偿，则始终是一个焦点问题。拆迁的各类问题中，既有一些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冒险，也有一些公务人员中饱私囊的劣迹，还有一些开发商利用黑恶势力横行欺压的恶行，当然也存在一些拆迁户诉求不当、过度维权的现象。拆迁问题成了引发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实际上是突出了当下的法治困境：在一些地方，行政权力大于司法，司法被人为地强化成服从与服务于地方行政权，未能独立、公正地行使仲裁权，则使矛盾溢于法律的门外，从而酿成一起起极端事件。
因为拆迁纠纷太平常、太普遍，以至于媒体一般对此缺少新闻的敏感性，也缺少援助救济的信心。如果求助于司法，除了可能遭遇旷日持久的官司外，司法或许也未必会做出有利于被拆迁者的判决，有的连立案都不可能。于是上访维权成了必然之选。这是7个农民集体服农药维权的社会背景。以生命维权的悲情会获得社会的普遍同情，甚至还有舆论认为，他们没有采取更极端的报复社会的过激行为，值得充分肯定。但这种言下之意所蕴含的危险逻辑，不能不让我们高度警惕。对他们的同情，不能转换成鼓励。一切争议，最终还是必须回归到法律的范围内来解决。
怎么解决？首先要与时俱进，针对拆迁中的补偿标准、博弈程序、救济路径，给予全面而有效的司法解释；其次，必须将行政权对司法独立的干预，置于合理的框架之内；第三，对司法操作中的违规、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最后，对极个别不服从法律裁决的过度维权者，依法进行处罚，不得纵容和宽佑。如此，将解决矛盾的范围，限定在法律的范畴之内，这类社会矛盾才会慢慢消弭。
用生命维权，不仅仅是悲情，它突出了司法的软弱和无力，而维系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最有力的这个权利救济路径，一旦不能发挥作用，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的，只能是越来越多的极端案例，而我们每个人都会被裹胁其中，深受其害。
▲(作者是南京政治学院教授)
来源：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