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高速铁路技术的成熟，24小时贯穿欧亚大陆的旅程已经从技术上成为可能。一个欧亚大陆大崛起的时代必将来临。
7月6日起，默克尔开启七次访华行程，堪称高频；此访以成都为首站，第二天才到北京，可谓特别。高频而特别的安排，暗藏何种深意？
这需要从德国的特点说起。
1735年的德国
正如谈论中国不能不讲中国历史一样，谈论德国也必须先从历史入手。今年3月底习近平主席访问德国时，默克尔曾以一幅1735年时由“德国人”绘制的中国地图相赠，由于这幅地图采用了近代制图技术，线条精确，但并未明确画出新疆西藏等地，一时间引起舆论热议，纷纷发问“德国人什么居心？”当时的各类分析多从1735年时的中国历史入手，不过这些分析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方式多数根植于中国文化，恐非德国人所能理解。实际上，从1735年时“德国”的状况入手，更能揭示其中可能的蕴意。
1735年，在现今德国这片土地上，“德国”这个国家还不存在，存在的是一个地理范围“德意志兰”——这只是一种地理称呼，好比今人说“欧洲中部地区”，只是一种泛指。当时存在于这片土地上的，是早已名存实亡的“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名称和实实在在的公国、侯国、宗教贵族领地、自由邦、自由城市、骑士领地等各类政权实体——姑且泛称邦国，据说有三四百个，也有人估计达一千几百个。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也并无统一的民族和语言。邦国之间互相攻伐，数量总在改变，领土边界也不确定。这样的历史图景其实是欧洲历史上的常态。笔者手头没有能快速描摹当时“德国人民”概貌的数据，但有个法国数据可资参照——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只有约半数的法国人能够使用一些可划分为“法语”的语言，至于能够“比较好地”说法语的人，则只占当时法国人口的12%-13%。实际上今日所说的德语，其形成要比法语晚得多，第一部德语字典1781年才出现，而统一各种方言使之成为德语的过程更要晚到19世纪末。
“德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出现，跟德意志民族以及德语的形成是同一个过程，这是德国崛起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主权国家”这个近现代概念逐步形成的过程。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被认为是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开端，而其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大体上就是现在德国这片区域。
把德国与东方国家分开
德国崛起以及民族形成时期，英、法早已崛起并成为大国，这就意味着其西部邻居骨子里不会愿意看到德国兴起。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发生在德国与其西部邻居之间，实际上是先前历史上历次战争的延续——包括三十年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七皇之战、普法战争等大小百余战。
从资本主义形成起到当代，世界主导国家都是海权国家。而德国的地理位置却使其难以入海。仅有的沿海地区在北部，但日德兰半岛和斯卡格拉克海峡却是德国进入大西洋的天然阻碍。这就使得德国历史上寻求发展出路，要么向西硬磕，要么向东探求海权之外的陆权实现途径。难怪地缘政治学也是德国人创立的。
德国向西硬磕不断造成战争，终极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果是战败后国土被分割占领。随后有了欧盟前身——欧洲煤钢联营的出现，开始了从微观基础上消灭战争根源的进程。再看东边，德国寻求陆权实现途径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必须找到贯穿整个欧亚大陆直抵太平洋沿岸的通道，否则这个陆权是不完整的，无法与可联通全球的海权相提并论。
1940年9月27日，德国、意大利与日本在德国柏林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确立了三个轴心国的同盟关系。在这个时间点上，二战的态势是：德国刚刚占领了法国，与英国的全面战争尚未开始，美国尚保持中立。同年10月，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写信给斯大林，称德方希望将苏联拉入轴心国集团，建立“四国同盟”。斯大林遂派遣莫洛托夫前往柏林谈判，不过由于在土耳其到保加利亚一带划分为谁的势力范围问题上的分歧，“四国同盟”没有谈成。这段历史能够反映出德国对欧亚大陆以及全球格局的认知。当时德国跟中国关系更为深厚，跟日本只是临时凑在一起的（日本一直与英美关系密切），因为当时的中国实力太弱。
二战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了合作发展的新范式，即不是基于民族国家，而是在“超国家结构”下，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畅通，进而民心相通，实现经济网络的整合。通过欧洲一体化进程，德国取得了战后的经济成就。然而德国有今天的经济成就，并不意味着欧盟就是德国发展方向的答案。
如今欧洲的基本态势是，英、法、意、西等国已经是严重的“去工业化”国家，并且不可修复，这实际上意味着它们相当程度要“靠德国养着”。而德国没有发生“去工业化”，本身却也不见得全是自身追求的结果，而是有着某种秩序结构刻意安排的因素。一个能说明这种安排存在的例子是，在象征世界民用工业最高成就的产品——喷气式客机发动机领域，德国MTU公司拥有着最先进的生产喷气式发动机各核心部件的技术，但却没有整机产品，MTU只能向美国或英国的厂商提供核心部件用于生产发动机整机。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在“跨大西洋体系”中，德国的自主性受到制度化限制。从地缘政治上来看，海权国家的地缘政治学中心议题就是分割开德国与东方国家间合作的路线。近来的乌克兰危机就发生在麦金德所说的“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大陆腹地”，而麦金德的学生、美国战略界的教父布热津斯基斯基则在《大棋局》中把乌克兰称为全球五大地缘战略关键点之一。
德国的未来不在大西洋
2008年金融危机暴发后，“跨大西洋体系”——海权国家美、英主导的体系，暴露出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缺陷。这些缺陷的成因及性质可能需要另文阐述。这里举三个例子来说德国与美国、英国的关系越走越远：
德国宣布计划从美联储撤回黄金储备。这是一件震惊全球金融体系的大事。二战后，各国黄金存放在美联储是作为全球经济秩序基础架构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能够运行的前提。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安排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这样美元才能成为世界货币。而美元与黄金挂钩则需要黄金存在美联储。尽管美元与黄金挂钩在1973年终结，但美元仍是世界货币，并且从欧洲的法律以及欧洲的央行体系拥有的黄金数量来看，黄金仍是欧元的基础。德国计划从美联储撤回黄金储备，无疑意味着打算退出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制度安排。德国要这样做的原因在于跨大西洋体系暴露出的结构性矛盾。
再加之美国长年监听德国总理默克尔电话事实被曝光，以及英国坚决反对德国主导的欧洲财政一体化进程，为此威胁退出欧盟。更坚定地说明了德国的未来不在大西洋。
德国为了拯救欧洲的经济危机，提出了完整的路线图，并异常坚决地推进贯彻落实。其中，拯救欧洲经济危机的“总纲领”是2011年12月欧盟首脑峰会出台的《欧盟元首声明》，其核心要点在于欧元区各国要把建立统一财政上升到法律高度。此后2012年12月的欧盟首脑峰会则出台了建立统一财政的路线图。其“三步走”的总路线图是第一步建立统一的银行业监管体系，第二步建立统一预算体系，第三步是建立“欧罗巴合众国”框架。而当前正在推进落实的是建立统一的银行业监管体系，又分为具体的小“三步走”：第一步，赋予欧洲央行对欧元区所有银行的监管权，使欧洲央行具有完整的监管职能；第二步，建立一个破产清算保护基金；第三步，建立统一的存款保险机制。在整个路线图中，德国都是主要的“出钱者”，可见德国为欧洲事务付出的努力。
然而，欧洲统一只能说可以使德国保障“后院”安稳，不能说是德国的长远发展大计。原因很简单：长远来看，筹划百年大计，西欧、北美都将是持续衰落区域，不会有发展可言。
仅从人口的民族、文化、语言结构发展趋势来看，以法国为代表西欧的区域都将在2040之后伊斯兰化，经济第三世界化。美国就国家结构而言，不是民族国家，而是一个类似罗马帝国的多元化共和国：有多种不同的种族和文化，维系他们的框架是一个共和政体，帝国本身是个“平台”而非民族国家。这种结构存在内在不稳定性，一旦平台无法持续大规模地从外部获得利益输入，共和国就会像罗马帝国那样陷入利益集团冲突，甚至瓦解。而当今美国即开始陷入霸权利益日益减少、国内政治矛盾日趋激烈的怪圈。
默克尔对发展陆权宣示
德国虽然有从银行业联盟起步通往“欧罗巴合众国”的宏图，但作为工业立国的国度，其工业的发展蓝图中却没有“欧洲整合”的元素，相反，有着与中国分工的合作计划。德国政府在2013年正式提出“工业4.0”的概念，默克尔在2013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说，未来智能工厂能够自行运转，零件与机器可以相互交流，这令跨行业合作成为必然。她指出，能否通过与时俱进的信息和交流技术，在传统的工业领域中继续保持领头人地位，这是德国工业能否拥有未来的关键。从双方对中德经贸关系的表述来看，提到的是全球化背景下已从原有的“互补型”逐渐转向“互融型”。
与德国不同的是，中国对于“国家”、“民族”概念的认知，是在近现代历史上被“打出来”的，能够拥有自己的国家，并且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已经是几代人浴血奋战的成果，来之不易。现代的“国家”、“民族”概念形成于邦国混战的欧洲近代史，中国没有参与过，对于“国家”、“民族”概念，大体上是作为追求目标去理解的，有一种珍惜的情感在内。
然而对于有过“列强”历史的国家来说，观察世界时视角却必须站得比“国家”更高。正因为站的更高，所以19到20世纪之交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才能给地球画上国境线。对于德国人来说，其土地、人民则承载着“国家”、“民族”概念的发生史，换句话说，这些概念对于他们的历史来说不是要追求的目标，而只是一种阶段性的过程。
正因为如此，德国人实际上对于“超国家结构”一直有深刻的认知并且善于操作。欧盟就是典型的超国家结构。此外很多“超国家结构”的概念也起源于德国人，例如关税同盟（Zollverein）。阐释清楚德国人由于其历史而善于操作“超国家结构”的特点，才能够对中德关系的全球意义做战略解读。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发展变化的大趋势是：全球人口稠密同时工业发达的两大核心区域——东亚和德国为核心的欧洲中部都在向欧亚大陆腹部转移产能。在东亚一侧，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和城镇化进程，产业布局正在向西扩展；在欧洲一侧，随着德国向东部和东欧地区转移产能，产业正在向东扩展。简单来说这个图景就是欧亚大陆从两侧到中心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而这个图景外侧的区域，即大西洋沿岸区域和环太平洋区域，工业发展趋势则是移出。
随着中国高速铁路技术的成熟，24小时贯穿欧亚大陆的旅程已经从技术上成为可能。一个欧亚大陆大崛起的时代必将来临。从欧亚大陆的大格局来看，中、俄、德必将是三个中心。如何使三个中心连成一线，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这对中、俄、德来说都是百年大计，甚至千年大计。
去年3月，中德双方都顺利实现了政府换届。去年5月，李克强总理在首次出访亚欧四国时，便将德国作为唯一一个欧盟成员国纳入访问之列。同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俄罗斯圣彼得堡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期间，特别会晤了同来参会的默克尔总理。今年３月底，习近平主席又接受德国总统高克、总理默克尔的邀请，前往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与默克尔一起宣布将中德关系提升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在此基础上，今年10月李克强总理也将再次出访德国，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三轮中德政府磋商，双方的许多位部长级成员将在一起召开政府间联席会议。
默克尔此次访华，带来了几乎囊括德国最优秀企业的企业家访问团，为的就是与中国的深度经济合作。选择成都作为首站，是对于选择欧亚大陆腹地，发展陆权而非海权的宣示。
成都近年来不断开通到欧洲的直航，去年开通的铁路大动脉蓉欧快铁更是将全国各地的货物从成都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成都与欧洲的联系日益紧密，在对外开放方面，成都已经成为西部的高地、前沿和窗口。目前，成都已开通到伦敦、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等欧洲城市直航在内的74条国际及地区航线。成都也是继北京、上海和广州之后，中西部第一个实行72小时过境免签的城市。
随着今年3月法兰克福建立人民币清算机制的谅解备忘录签订，中德之间已经可以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这是对于全球“去美元化”是一件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目前中国致力于“新四化”——城镇化、工业化、农业化和信息化。而德国则把未来与“工业4.0”战略相联系在一起。7月6日，默克尔出席由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和中国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国（四川）—德国新型城镇化合作论坛”并致辞，她说，四川和德国东部有很多相同点，特别是有推进城镇化的“后发”优势，有机会运用交通、住房、环保节能等领域的最新技术来实现更具持续性的高质量的城镇化。德国愿助力四川“两化”互动、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希望川德企业界加强合作，让四川的新型城镇化不仅着眼于未来十年、二十年，还有更远的未来。这是对于中德未来深入合作方式的明确表态。
对于德国来说，可能没有意识到中国对民族、国家的情感特质，因此送出一份没有明确标示中国边界线的1735年地图。但1735年时只是三百多个邦国地理概念的德国，对于实现联合的方式有着哲学高度的认识。欧盟曾经的产业互通、人员往来进程，当今的银行业联盟进程，以及中德工业合作的推进，都展示着微观层面上无尽的合作方式可能。
作为世界最有哲学智慧传统的两个国家，中德之间的深层次合作是可能塑造人类文明未来千年进程的长远大计。
作者：贾晋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