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所处的这个极为复杂的时期，势必决定了中国即将留给自己和世界一个极为复杂的面貌，而个体于其中所抱持的态度，应当如钱穆先生所言，是一种“温情与敬意”。
■常江
过去的两年里，“中国大妈”似乎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先是炒黄金炒出了国际知名度，紧接着又把风靡全国的广场舞跳到了纽约时代广场、巴黎卢浮宫、莫斯科红场。围绕着广场舞形成的各种“传奇”已俨然成为互联网世界一道亮丽的风景，令人啼笑皆非之余，也难免会生出一些思索来。
广场舞如此多见，即使在我任教的高校校园里，也时常有比较年长的阿姨们在小广场上集体起舞。领舞者俨然群众领袖，指导追随者的动作，使之更符合“行业标准”。居民小区附近的公园和广场情况更是如此，只要天气还不错，阿姨们总会风雨无阻地集合起来。有时我外出跑步或散步，经过广场舞的现场，会不觉出神地观赏半天，与音乐和舞蹈都没关系，感染我的是那些老年人周身散发出的精神气质。
我并不反感广场舞，或许因为它并没有对我的生活构成直接干扰。但媒体和网络上的批评言论甚多，可见这种大规模的集会终究会产生些扰民效应，比如噪音等。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年龄多在50岁以上，大致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因为历史和文化的原因造成的知识结构的缺陷，使得这一年龄段的女性大多成为市场经济改革的失意者。她们将有限的智识和无限的心血用于照顾家庭和供养子女，直到孩子们离开家乡去上大学，才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可这时她们发现，时代和家庭早已让自己才思枯竭，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去追求一种建立于整齐划一的动作和声势浩大的场面的共同生活经验，就成了她们将自己想象为一个群体的一分子的关键概念。
对年轻人来说，广场舞是“土”的、“low”的，他们或许会羞于让自己的母亲走上广场，加入群舞的队伍。但他们的评判标准得到了一个更加开放的时代和一个更加多元的文化的滋养，与父母一辈有着截然不同的视野和框架。当他们在互联网上无情地戏谑着这些并没有很多文化选择的老年人时，或许并未真正意识到正是这些人至“土”至“low”的奉献，滋养了自己高端洋气的文化品位。
广场舞扰民，这不假。但是不是每个广场舞都扰民呢？这不一定。临街的房屋，就算没有广场舞，也总有着各种车辆的噪音；而适于跳广场舞的场所，通常不会是传统上的僻静之所，亦即，即使扰民，也总是音量有限。我所居住的区域有两个地方的广场舞跳得很成规模，晚间经过时声音是很大，但距离居民楼比较远，且广场这种城市空间本来就有着众声喧哗的设定。随口问问身边的朋友，甚少人表示广场舞的噪音“真的”困扰了自己。这种流行于城市中老年人群体的文化形态的“原罪”，终究还是在于其不符合更加年轻、更加富裕、更加国际化的“文化新贵”们的口味。在国贸的高档饭店里吃着上等松茸的贵宾，很难理解这些东西源自偏远山区最潮湿的泥土，虽是人之常情，却终究令人觉得残酷。
广场舞该管，这我赞同。现代社会讲究边界，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要有边界，你的空间和我的空间也要有边界，越过了这个边界，需要舆论甚至法律的力量去干预。但对于那些站在“品位”的高地上俯视广场舞的姿态，我持保留态度。任何文化现象的出现和风靡，都是特定历史积因和社会结构作用的结果，抛开这些结构性的因素去单纯地谈人的表现、人的状态，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公平的。中国所处的这个极为复杂的时期，势必决定了中国即将留给自己和世界一个极为复杂的面貌，而个体于其中所抱持的态度，应当如钱穆先生所言，是一种“温情与敬意”。
可以预想到的是，大妈们依旧会前赴后继地冲向广场，倔强地通过展示自己的身体来表达自己也是文化的创造者。而作为旁观者的我们，不妨好好想想究竟可以为她们做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