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都是违法的，但我们什么都做。”米夏说，本着这条伊朗民间智慧，一定能找到大家一起看球的地方。今年世界杯，伊朗政府颁令，不准在公共场合“聚众围观”。“但是，大伙儿看球才带劲啊……”他一声叹息。
禁令也不算新鲜。伊朗政府一向强调公共场所纯洁，严防男女混杂。这次禁止围观世界杯，公开的理由是“男人看球会讲脏话”。一个女孩忿忿说：“为什么不禁止男人讲脏话，而是不准女孩看球呢？”足球在伊朗极受欢迎，但女人不得踏足体育场。2006年柏林银熊奖电影《越位女球迷》，讲的就是伊朗女孩穿男装混入看台的故事。
光是男的一起看球也不行。因为政府还担心聚众。伊朗宪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不违反伊斯兰教基本教义的情况下，公民享有和平集会和游行自由”，但事实上，只有反美或亲政府游行才获得许可。2009年“绿色革命”，400万人突然涌上街头，内贾德政府恐慌失措。欢庆时刻也要严防死守，本届世界杯伊朗队表现卖力，球迷上街庆祝，个别女孩突然扯掉头巾。
我投宿的朋友家，在德黑兰相对富裕的北区。有赛事的晚上，对面居民楼几乎每扇窗户都亮灯，但窗帘捂得严严实实。他们可能邀请了朋友，可能一大家子守在电视机前，甚至可能有酒。是的，在伊斯兰共和国能找到酒，不止一个伊朗人给我看过自酿伏特加或红酒，至少闻起来像那么回事。禁止什么，什么就越有吸引力，伊朗人把自酿酒比作美国禁酒时期的“月光威士忌”。
米夏是朋友的同事，通晓德黑兰地下生活。那天四分之一决赛，等他终于找到“秘密地点”，德国对法国赛事已经结束。米夏侦查了三个地方，才确认我们在市中心Avantscene café看荷兰对阵哥斯达黎加。
从城北搭车一路向南，首都德黑兰大路空荡，四下寂静。快到咖啡馆的时候，街上出现成队摩托车骑警。原来咖啡馆门前，正是2009年抗议内贾德选举舞弊、爆发“绿色革命”的主要街道之一。
（关闭三十多年的德黑兰美国大使馆。作者供图）
Avantscene café，小型电影院兼咖啡厅。名字体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伊朗禁用英文名，媒体上也不准使用英文单词，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研究怎样翻译外来词。比如，“Pizza”改叫“有韧性的、有馅儿的饼”。可是拉丁字母对时髦小青年来说，意味着“洋气”，傲视土包。政府禁英文，这家咖啡馆就用法文，曲线救国。有家冰淇淋店，名叫Ice Pack，被斥“过分西化”勒令改名。店主居然从故纸堆中，翻出证据，Ice Pack谐音古波斯文“忧伤的青蛙”，保全了名字，还真用一只流泪青蛙做了商标。
（街头夜游的伊朗年轻人。作者供图）
从裹得严实、盯得紧密的街头，走进咖啡厅，眼前的情景，吓了我一跳：四五张长桌，火车厢式座位，男男女女紧挨着坐，少数勾肩搭臂。每一个都是可能被拖出去鞭挞，最轻坐监的啊！
我和米夏在靠窗小桌前坐下。两场比赛间隙，投影大屏幕正转播排球比赛。伊朗男排这两年势头强劲，迅速成为全国骄傲。开赛前，都要插播“国际地图上的伊朗”小片头。不幸，这一场 0比2负于葡萄牙。伊朗也有女排，但得不到任何企业赞助。
环顾左右，无人认真看球。玩手机，玩猜字游戏，我身后，一对情侣互喂意粉。女孩们的头巾，显然比街上又后退了几厘米。伊朗政府推广的标准头巾戴法，完全盖住头发，包括脖子和胸部。但年轻人常常额前多露一缕，染成金黄或棕红，从黑头巾底下夺目跃出，撩拨风纪警察的底线。最近，又出新花招，马尾扎到头顶，发卡垫高，头巾几乎就挂在马尾上，前边的头发空门大露，但“你不能说我没戴头巾”。警察不管，就流行开来，警察发威，往前拉一拉。姑娘们的日常抗争，就在两三厘米的头发上。
斜对面桌上的女孩，头巾歪到一边，露出发髻边一朵白花。她背对屏幕，跟三个男生坐在一起，调笑打闹。“我朋友圈里也有这样男孩气的女孩，久了忘记性别，不过，漂亮女孩总是知道自己漂亮。”米夏打量着那个女孩，微微有些脸红。
中间长桌，面对面坐的两个女孩，显然是谈话中心。两边男生也是造型各异：一个顶着非洲式爆炸头，茂盛得若无旁人。另一个留长发扎起小辫，在中国属于过时了的艺术家范儿。伊斯兰共和国对男生的禁忌是不准穿短裤，谢绝奇装异服，刺青要遮起来。这些发型，严格追究起来，也是政府眼里容不得的。
荷兰对哥斯达黎加终于开始。不一会儿，插播巴西风景——山顶巨型耶稣像。米夏笑着说，一定又是哪个疯狂女球迷。伊朗广电局延迟直播，审查每一个镜头，确保没有打扮出格或举止狂野的女球迷，污染伊朗观众纯真的眼睛和心灵。这一做法在世界杯刚开始的时候，遭外国媒体广泛耻笑。伊朗广电局闻之足戒，每次转播留下一个女球迷镜头，呆坐或静思型的，堵住外媒之口。米夏是学电影的，说过去延迟直播5分钟才能掐画面，现在伊朗审查机构越来越娴熟，十秒足够把袒胸美女换成石雕耶稣。
上半场险象环生。人们放下手机，停了游戏，纷纷抬头，齐齐发出“哎呀——”、“哦——”。惊叹声像只气球，在人们头顶掂来掂去，此起彼伏。虽然伊朗队已经回家，伊朗人跟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球迷一样，仍有自己的心水。米夏自称“阿森纳脑残”，街上看见一个捡垃圾的孩子穿盗版阿森纳球衣，即刻冲上去掏钱。今晚他支持荷兰。
绿茵场上越来越紧张，屡屡射门不中。有人拍桌子，有人跺脚。投影屏幕照亮了所有仰起的脸，人们隔空搭腔：“不进吗？”“球门是不是太小了？”米夏和非洲头发现两人都支持荷兰，相互击掌。
中场休息，阿訇立刻接管屏幕，悠扬诵经。不相识的人们热络起来，头上戴花的女孩招呼我和米夏过去坐。她叫达拉，从美国回来休假。咖啡馆是她朋友光头开的。问光头为什么敢“聚众观球”，他指指屏幕背后，角落里一个灰白头发的老头：“他负责跟警察搞关系。”咖啡馆惹过很多次麻烦，关门，抓人，久了，却打通警民关系，缴点保护费，互守默契。只要不太大声，不打开窗子，楼下警察装耳聋。但也不能太过分，比如女孩们头巾可以歪，但不能不戴。光头说这样的咖啡馆在德黑兰有上百家，但不是每一家都敢播世界杯。跟禁忌周旋，底线都是相互试探出来的。
座中许多人，特别是女孩，看起来不像球迷，干嘛冒着风险来看球？光头说，这是一年之中，唯一能够半夜不回家的时间，年轻人想尽办法在外头晃荡。前任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讨好民众，斋月里两点就下班，也不搞夏令时，国家经济受损。现任总统鲁哈尼务实，照常五点下班，但允许营业场所开到凌晨四点，弥补斋月白天无生意的损失。“四点，刚好球赛结束，”光头挤挤眼睛，“明年还不知道怎么样呢。”逢伊朗与六国核谈判关键期，若鲁哈尼失败，强硬派又会占上风。
伊朗奉行经最高领袖“筛选”的民主选举，借此调整内外政策。狂人内贾德执政八年后，哈梅内伊允许保守派中相对温和的鲁哈尼参选。人们在同系保守阵营的三个候选人中选中了他。上台后，鲁哈尼释放与民间和解信号，比如恢复2009年示威学生的毕业证书，平复前任内贾德留下的伤害。
第三桌是德黑兰大学学生，学艺术的，哲学的，社会学的，工商管理的，无一例外参加了2009年抗议。有的被抓被打，有的在监狱里呆了几个月。他们说革命平息后，人心疲累，现在不大谈政治。萨满现在专注观念摄影，明天他的个人摄影展，就要在这个小电影院开幕。宣传单上的照片，关于防毒面具、断裂的身体、沼泽中的手臂，逼人的隔离与困惑。萨满说，在伊朗，“我们不说，只秀出来。”（we don’t say it, but show it)
中间戴绿头巾的女孩，把手机推到我面前：“这些更好。”一组人像艺术摄影，朦胧的，人体的，月光花瓣的。主角正是撒满身边披黑纱的女孩。她一点也不尴尬，说这些不能公开展出，也许私人展览上可以。她站起来的时候，衬衣塞在牛仔裤里面，完全不符合衣着“掩盖曲线”的最高指示。
（伊朗街头音乐人。公开演奏西方音乐也是非法的，音乐人常常跟警察猫捉老鼠。作者供图）
在一个处处禁忌的社会，年轻人怎样相互结识？“像这样的聚会，还有Facebook，”绿头巾女孩说。太多网站被屏蔽，但每个人都用VPN，每个人都会翻墙。年轻人也愿意到这家咖啡馆上网，因为普通人家里只能用拨号，政府限制网速在128kb 。
爆炸头也坐过来。他不止一次被警察拦下，以至发明标准回答。警察问：“干什么的？”答：“话剧演员。”“演什么？”“一棵树。”有次一个年轻警察跟他聊天，说不喜欢这份工作，一个月收入不到100美金。他也喜欢爆炸头。
扎小辫的是舞台剧导演。为这过时的艺术家发型，也蹲过几天监狱。这一年多气氛宽松，大家探头探脑，又不安分起来。最近他排了一出剧，按达拉的说法，“分明是舞蹈”，但不能叫“舞蹈”，因为伊斯兰政府严禁跳舞。小辫改了名字叫“韵律活动”，希望掩耳盗铃能通过审查。
伊朗改革派经济学家雷拉在一次采访中对我说，政府什么都管，权威就越来越弱。当人们发现，怎么戴头巾是反抗，上网翻墙是反抗，给女孩子拍照片是反抗，头发长一点是反抗，甚至看世界杯都是反抗，而反抗的代价，无非是罚钱、签字、一两天监狱，那么他们就习惯了反抗，越来越敢于挑衅权威。但等到政府察觉，也会猛然出手，重塑权威，就像2009年发生的那样：数十人被杀，几千人被捕。雷拉自己就参加了2009年抗争，鲁哈尼上台后刚刚获释。而运动领导人穆萨维，至今还在狱中。
像头巾、发型、聚众这些“秀出来”的反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刚刚完成的时候，根本不可能，那是一个全然封闭、严控的社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担任总统的拉夫桑加尼，被视为“伊朗邓小平”，启动经济改革。继任者哈塔米尝试政治改革，给民众更多自由。无奈美国压制政策不变，定义伊朗为“邪恶轴心”，对抗气氛中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内贾德执政头四年，伊朗人渐渐醒悟，这位总统对外骂骂咧咧，对内拿石油收入取悦穷人，破坏经济结构，通货膨胀严重。2009年很多人把票投给内贾德的对手穆萨维，但内贾德抢先宣布获胜，草率的选举结果激怒大众。
达拉游行的时候看到一名男子，距离她五十米远的地方，脑袋被子弹射开花。她自己服刑六个月，出狱后远赴美国。在美国她竟怀念伊朗，“有时我甚至想戴头巾，毕竟我是这样长大的。”
不知谁提到1998年世界杯伊朗2比1踢赢美国，咖啡厅里热闹议论。米夏说：“我还记得第一个射门得分的家伙，跑向镜头，眼泪狂飙……”然后又说到2010年南非世界杯，伊朗足球队员上场，手腕上缠着绿丝带，象征支持总统候选人穆萨维。为什么伊朗的足球如此政治？应该说，政治高压锅里，一举一动无不政治。
下半场仍然激烈，互射点球的时候，咖啡厅里座位打乱，爆炸头挡在我前面， 米夏跟绿头巾的女孩为邻。小辫坐在地上。达拉站着抽烟。光头穿梭送咖啡。管得松些，生意也会好些。问萨满，看球会讲脏话吗？“不，有女士在身边，我自然会注意语言。”
聪明的管治，退出个人生活，但仍牢牢抓住底线。这在很大程度上舒缓了民怨。但问题是，私人与公共事务的领域，越来越交织，没有充分的自由，一切仍然无不政治。
（伊朗当代艺术馆罕见展出国王时期收藏的西方艺术。图为伊朗女性经过摄影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创作的玛莉莲·梦露画像前。作者供图）
比赛结束，荷兰支持者们高举双臂唱起歌来，光头提醒他们小声点。本不相识的人们，互相拥抱道别。达拉问我和米夏，你们明天有什么打算吗？听说当代艺术馆展出国王时期收藏，有梵高夏加尔达利，那是伊朗跟西方亲密的时代，王室买了许多西方艺术品。米夏一言不发，掏出手机，交给达拉按下号码。
到门口，女孩们各自整理头巾。街上的车，似乎比我来的时候更多了。
作者：周轶君，资深战地记者，长期从事中东及国际热点地区报道。现任凤凰卫视时事观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