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先写下这篇，再去赴约，实在担心自己与妖人们一起烂醉如泥，甚至失去记忆。德阿决赛之夜，我将会混迹于《南方体育》的杭州怀旧party，作为当年的圈内同党，大家穿同一款黑色纪念T恤，喝同一品牌的酒精饮料，这总该算是一次祭奠吧——九年前，他们意外又必然地死于仲夏夜。
在1990年代，禁锢之手与放任之手各执一端，共同把持着我们的生活，对于报业而言，春天的故事最早开始于体育媒体，它可以有选择地出言无忌，可以去混沌初开的市场里撒欢。于是，大江南北泡沫翻卷，最多时有超过10家全国铺开的体育媒体，一大批心高气傲的青年蜂拥而人。高薪酬当然是一个诱因，但是谁能否认，更让人着迷的是，获得了某种张狂的自由，你可以贬损司局级的足协官员，可以嘲弄身家千万的球员，可以纵横捭阖，恣意妄为，终于不需要再午夜挠墙里。尤其对于中国足球，它像一个痰盂，让人很容易产生随意批评、随意监督的幻觉。某种意义上，找回了前辈在西单一堵墙上涂写的快感。
在今日的中国，世界杯更像是一场庸众的狂欢，是对流行文化的集体献媚，在1990年代还不是这样，看球踢球是那一代年轻人燃烧荷尔蒙的方式，对于产业工人而言，对于知识阶层而言，都是如此，哪有什么伪球迷？一边凉快去。
中国足球的龌龊、荒诞与悲情，加剧了那一代体育媒体人的放纵，他们越发的玩世不恭，声色犬马。就好象这一切还嫌不够，一家更极端的报纸在2000年出现了，它是南方报业旗下的《南方体育》，它的气质在南方大院、在体育传媒圈都显得格格不入，内部人士说，它的出现就像一次“宫外孕”。
在广州大道中289号大院里，《南方体育》的二层小楼陈旧灰暗，好在是个独立王国，得以实践“男女同厕”一类的理想。就气质上，《南方体育》就像媒体世界的格林尼治村，迅速成为各种奇形怪状的青年的磁场。他们嘲弄世界也嘲弄自己，特立独行，自诩为“妖人”，张晓舟则是代表人物之一，那时他还抗拒着电脑打字，于是背着沉重的传真机满世界出差。
足球其实成了这些人玩弄的对象，多数时候，妖人们借着足球起个兴，身形就飞到了天边外。很显然，他们热爱自我表现远甚于热爱体育，这股疯癫劲头吸引了一批死忠，其中包括现在著名的纪录片编导陈晓卿，他甚至被烧焦的荷尔蒙熏黑的脸膛。本世纪初，体育媒体以烧钱为乐，一批文艺范儿的死忠还不足以为《南方体育》支撑足够大的生存空间，而妖人们又拒绝“正经”地办报挣钱，埋单的时候很快到了。
像海子、顾城的死一样，《南方体育》的快意生死被赋予了更多诗意，作为他们当年的同行，我无意为一份被市场淘汰的报纸镶金边儿，但追逐有趣永远都该视作一个无趣世界的福音。
九年以后，一批身在杭州的死忠发起了一个众筹项目，响应者众，遂有了世界杯决赛之夜的怀旧party。能被如此祭奠的体育媒体，中国不会有第二家。正如“妖人”之一的刘原所说，《南方体育》代表着一个妖孽丛生的时代，“那班才华横溢精灵刁钻的妖人流落民间之后，我在江湖上再也遇不见这一款人”。
就在我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南方体育》的另一位“妖人”魏寒枫又出了情况，他先后在杭州的五星级酒店和开往西湖的地铁上做乞讨状，一度还跪在了地上，一副提前进入高潮的样子。
决赛之夜的杭州，会有一间酒吧燃烧起来，火光异样，请不要烦劳119，那不是真实的火焰，只是一群流散的灵魂聚在一起祭奠什么。曾身为《南方体育》一员的摄影师严志刚会带上相机，保持适度的冷静，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感想：“一切的虚张声势，自尊，自恋，和睥睨一切，都源自那个夏天，乱糟糟的岁月里播下的那颗种子。”
作者：关军，曾任《GQ》主笔及《中国新闻周刊》主笔，知名记者，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