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7月12日就厦大博导被指诱奸多名女生发表声明，表示已中止吴春明的研究生导师资格，停止其招生和指导研究生。(人民网7月12日)
值得注意的是，在厦门大学发表声明之前，厦门大学历史系已经做出回应——该系教授委员会、系务会于7月11日向全系教师发送了一封信函，信中指出，针对吴春明所涉事件，经历史系主任、系教授委员会主任鲁西奇教授提议，历史系教授委员会、系务会联席会议协商表决，决定终止吴春明在历史系教授委员会履职，直至上级领导部门对其所涉事件做出结论。这被认为是院系“倒逼”校方对此进行调查。
不妨设想，如果没有历史系教授委员会的“倒逼”，校方会发出这一声明吗？而进一步的问题是，高校对有不端甚至违法犯罪行为的教授，究竟该如何启动调查？是不是校方决定不调查，就不调查？
在实行学术共同体治理的大学中，对有学术不端行为的教授进行调查，通常有独立的学术规范委员会(或道德委员会)，这一委员会不受行政制约，只要有学术不端举报(或者主动发现)，就独立启动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作出学术处理，学校行政只是执行学术处理意见的行政机构。如果有这一独立的学术委员会，只要历史系的教授委员会提出调查，学术委员会就将启动调查，而根本不存在“倒逼”一说。——“倒逼”说法的存在，显现出院系教授委员会的弱势，他们在学术管理体系中，处于“底层”，没有平等的学术话语权。
这是我国大学学术行政化的“冰山一角”，通常，学校的学术委员会(以及教授会)，都并不独立，而是受制、听命于行政，对于涉嫌学者的学术不端调查，往往由学校行政领导拍板决定是否进行调查，如果行政领导(视学术不端者的学术头衔，背后的学术资源)决定不启动调查，学术委员会就不启动，更有甚者，即便启动调查，学术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也可能不被行政采纳，而置于一边。就这样，行政成为学术不端的保护伞，构建起高校的学术利益共同体，而非学术共同体。
对吴教授的网络举报并不是刚刚发生，据报道，厦大多位知情人士表示，早在去年就获悉该传闻，但一直无法确证，而一个月前，一名举报者早在6月在微博上发布了《考古女学生防”兽”必读》，当时虽并未指名道姓，但一石激起千层浪。有意思的是，和前不久厦大校长斥责在网上发文质疑校长有“用餐特权”的谢灵“心理阴暗”，一些人称其有“神经病”一样，被举报的吴教授也称举报者“神经病”。因此，需要追问的是，为何学校一直不启动对此的调查，而直到媒体公开报道之后在进行回应，为何学校缺乏健全的受理举报、质疑的渠道？有人说，网上不断有厦大负面新闻曝光，这表明厦大的宽容、自由环境，这是一种阿Q式理解，为何不解读为，对于校方、教授的做法忍无可忍，于是教师和学生，不顾一切反抗呢？而大学，本应该是学术自由、思想独立的地方。
从媒体报道的信息分析，吴教授的行为不仅仅限于师德问题，还涉嫌违法犯罪，虽然诱奸并不构成犯罪，但根据受害女生的爆料，其涉嫌侵占课题经费开房，(以发表论文、毕业、保研等胁迫)猥亵诱奸女生，利用职务之便为学生保研，对于这些问题，应该进行司法调查，以查明是否存在违法犯罪问题。
现在媒体已经报道，且明确指证吴教授侵占课题经费开房，这相当于已经报案，公安机关应该立案侦查，如果存在以上问题，应当由检察机关对其提出公诉，这并不受学校调查的影响，学校的调查只是行政调查和学术调查。近年来，一些本来涉及违法犯罪的问题，却都采取学校内部调查的方式处理，包括中小学的教师猥亵学生案，也被内部调查私了，这导致正义无法得到伸张，犯罪被纵容。
只有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归学术、司法的归司法，才能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也才能提高高校的现代治理能力，建立良性的办学秩序，保护所有师生的权益，而不是行政、学术、司法混在一起的糊涂账。
作者：熊丙奇，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主编、编著、著作的书有：《大学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