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同时也是“七七事变”爆发77周年。甲午战争以清政府屈辱惨败、日本强占台湾获得巨额赔款而告终;“七七事变”以中国完胜，日本战败放下屠刀签署投降书而告终。
在这两场战争中，日本给中华民族造成巨大伤害和惨重损失。然而，安倍等日本一批政客却矢口否认侵略历史罪责，而且还明目张胆地将中国视为“最危险的假想敌”，在国际上鼓噪“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危险论”，大谈“共同价值观外交”，推销其“积极和平主义”，西方一些媒体甚至将中日矛盾视为“最具破坏性的潜在冲突”。安倍政府对华政策，处处设绊，招招疯狠。
在日本国内，甚至在中国，有些人认为处理中日关系时，不要打“历史牌”。我认为，“历史牌”必须“常打不懈”，而且要换着法子打。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安倍政策的历史渊源。
一是“恶邻论”与“中国威胁论”。甲午战后，中国对日本的认识由“蕞尔小邦”变为与“西洋”并列的“东洋”，日本也将中国变为“恶邻”、“支那”。相互间称谓的变化，反映了各自在对方心目中的地位。
现在日本在国际上鼓噪“中国危险论”与日本近代文明之父福泽谕吉的“恶邻论”有相似之处。为了打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华夷体系，福泽将中国、朝鲜称为“恶邻”。他认为对待“恶友”要用武力征伐。现在，日本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一种威胁，甚至认为是危险。日本自绝于中国发展的契机，调整对华政策，破坏中日关系发展的基石，造成两国关系自恢复邦交以来达到最低点，甚至是危险点。这说明日本仍然没有摆脱陈旧的对华战略思想，仍然以中国为对手，甚至为敌。
二是“脱亚论”与”共同价值观外交”。安倍二度执政后大谈所谓的“共同价值观外交”怪论。实际上，日本是自作多情，各国外交政策都是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尤其是核心利益。按照安倍的论调，欧美国家与日本有着共同的价值观，都应与中国对着干。实际情况却不能如其所愿。安倍的“共同价值观外交”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只能骗骗人罢了。安倍的这套外交理论，没什么创新，是新瓶装旧药，承袭了军国主义时期的“脱亚论”。
“脱亚论”的鼻祖是福泽谕吉。1885年他发表著名的《脱亚论》一文，鼓吹日本应脱离“落后的亚洲”，以西方文明的姿态加入欧美列强之列。从结果上看，日本当时的“脱亚”就是“祸亚”。
三是“和平观”与“积极和平主义”。安倍在国际上还积极推销“积极和平主义”，这种“积极和平主义”实际上与日本战后所走的和平之路截然相反。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虽然是美国强加的，但日本却得益于这一和平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日本加大对外援助力度，其中包括中国。日本的国际形象大幅度提升，至今日本仍然享受这一和平红利。
然而，安倍打着“积极和平主义”旗号，行反和平的伎俩，假借“中国威胁论”，改变武器出口三原则，企图解禁集体自卫权，强行修改日本历史观。安倍这一做法是在掏空日本和平宪法的基本原则，无异于国家的根基被摧毁。
安倍之所以能胆大妄为，是因为日本社会存在这样一些认识：第一，对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罪责，很多战后出生的人认为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历史的包袱不应由他们永久背下去。第二，当年日本不是败于中国的长期抗战，而是败于美国。第三，更不服当今经济总量被中国赶超。这些想法在当今的日本社会有很深厚的基础，为安倍否认、歪曲甚至美化侵略战争提供了广阔的土壤。这些观点无视历史和现实，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性。针对于此，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我们必须打“历史牌”，要做到时时打，天天打，年年打，只有打到日本彻底承认侵略战争罪责和真诚道歉为止，否则中日关系不可能沿着正常轨道发展下去。
中国必须坚持发展，只要发展到综合国力让日本彻底服气的那一天，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作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