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加快推进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展示甘肃厚重的历史底蕴和文化资源，省政府文史研究馆充分发挥优势，组织馆员、研究员深入调研，加大对周祖文化、秦文化及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相关文化传承和历史人物、重大事件的挖掘整理，以大量的史料进一步论证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历史定位、文化认同，为社会各界充分了解有关历史事实，普及相关知识，凝聚共识，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历史文化》版从本期开始陆续刊登部分成果，以飨读者。
大堡子山遗址发掘现场
在中国历史上，秦人第一次统一了全国，为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奠定了一个建构模式，可谓意义重大。《史记·封禅书》中说：“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祀白帝。”《史记集解》引晋灼曰：“《汉注》在陇西西县人先祠山下。”“陇西”这里指陇山以西，犹言“陇右”。西垂在今甘肃礼县东部，西和县北部，西汉水与西和河相交之处，也即秦所建西县地。《汉旧仪》说：“祭人先于陇西西县人先山，山上有土人，山下有畤。”文中说的“人先”即祖先，“土人”应指建祠所塑祖先神像，畤为帝王祭祀天地五帝的场所。礼县东北部的祁山(1946年以前归西和)由山名看本即祭祀之山。“示”字旁的字都表祭祀，右耳旁同于“邑”。则秦人的人先祠应即今祁山或大堡子山。大量传世文献、考古成果与文化遗存证明，秦人发祥于陇南、天水一带的陇右地区。
秦早期文化在陇南天水一带的遗存
《史记·秦本纪》中载商代之时秦先祖有名中者，“在西戎，保西垂”。王国维《秦都邑考》一文也说，秦之祖先中居西垂，其地或称作“垂”，或称作“犬丘”，或称作“秦”，皆在陇坻以西，为“宗周之世”(即西周时)“秦之本国”。其后迁至雍，相当于春秋时代；再迁至咸阳，相当于战国时代。
学者们根据秦人以鸟、凤凰为图腾这个事实，推断秦人本是少昊族，属东夷，其中一支很早就迁至陇坻以西。但在西垂之前秦人究竟在何处，古代文献中没有记载。近年清华大学所收藏一批竹简公布，其中记载秦先人为“商奄之民”(商人数迁，其第六个都邑在今山东曲阜附近，名奄，故“商奄”指今曲阜一带)，周成王时迁到“朱圄”,即今甘谷县西南与礼县北境相接的朱圉山。但朱圉山上生产生活条件较差，我认为这里朱圉山只是一个地域标志，未必即迁于山上。秦人应是沿昧谷(文献中也作茅谷、峁谷、峁水，即今礼县东北冒水)南下而到汉水上游。
清华简以最可靠的记载证实了秦人至迟在西周初年即迁到陇右的事实。但这又同《史记·秦本纪》中商代之时秦人祖先中已居西垂的记载相矛盾。我认为，西周初年之所以将秦人之一支迁于朱圉山或曰“朱圉之阳”，因为秦人远祖中已有人迁于这一带，不然，怎么从最东的商奄之地而一定要迁至在当时来说属最西的汉水上游？
关于秦人最早至西汉水上游的时间，我省历史学家祝中熹先生认为应在尧舜时代。《尚书·尧典》中说帝尧曾经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别到东、南、西、北极远之地的观测点(所谓“四极”)测定节气，“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意思是说，命和仲在西方的昧谷，恭敬地迎送落日，辨别测定太阳西落的时刻。
秦王朝因为只存在短短十五六年，故关于秦人发展的文献没有留下来。但有很多融入周文化和六国文化之中，至今尚可找出一些。如《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东汉王逸注：“崦嵫，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水中有虞渊。”各书也都这样说。关于其地望，各辞书或曰“汉代西县”，或曰“今天水西南”。按中国商周以来的地理观念，陇南并非最西之地。为什么说崦嵫山是“日入之山”呢？实际上这是早期秦人的观念。因秦人受命测日，居汉水边上，故以其西面之山为“日入之山”，观察日落，记一年中不同季节日之长短。秦文献融入周文献中以后，便成为中华民族早期地理观念与神话传说的一部分。
与此相关，东南西北的“西”字，《说文解字》中篆文作“”，解释是“鸟在巢上也”。象形。日在西方而鸟栖，故因以为东西之西。”这个解释并不是很确切。实际上因为秦人是少昊氏后裔，以鸟为图腾，字表示鸟所在之处，即秦人受命测日所到之地，也即秦人所居之地，故上面画一鸟。秦人发祥之地秦朝时即名为“西县”，汉因之。三国时诸葛亮用“空城计”的“西城”也是由“西县”而来，只是稍向东南移至长道峡口。南宋改“西县”为“西和县”(治今长道)，因旧属西县，而当时作为宋金交战之地，后与金人和解，故加“和”字。
其他如“洧盘”等神话中地名均当于这一带求之，因篇幅所限本文不能一一详论。但秦人在商代以前已迁至昧谷(今冒谷、冒水)以南的西汉水上游之地，是没有问题的。
羲和部族是少昊与颛顼的后代，是崇奉鸟、以鸟为图腾的部族。《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鲁叔孙问郯国之君郯子(其国在今山东郯县城西南)少昊氏为什么以鸟名官？郯子回答：“我祖少(即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郯国也是嬴姓，与秦人同族。春秋末年三家分晋建立了赵国的赵氏也是嬴姓(先秦之时姓大而氏小，氏在不断分化，姓不变。汉代以后姓氏不分，统称为姓)。《史记·秦本纪》《赵世家》等说到秦、赵祖先或言“鸟身人言”，或言“鸟面人”，或言“人首鸟身”，都反映了这个事实。汉末的《三辅黄图》一书中说商代末年秦人的祖先飞廉为“神禽”，那就是说，祭祀的神像带有飞禽的特征。又史载秦庄公之父秦仲“知百鸟之音”(《艺文类聚》卷九十引《史记》佚文)，当是反映了秦仲懂得同祖不少部族的方言。这些也说明了至西周末、春秋初在秦人的习俗及其与祖先崇拜有关传说中仍然体现着鸟图腾这一文化基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山出土金器、铜器中有不少鸟形饰片或图案。据说其流入海外的一部分文物曾在法国巴黎展出，其中有八件鸱枭形金片。
还有，在西和县长道镇有一座凤凰山，历来为包括永平、永兴在内的西和、礼县周围四十八庄举行庙会祈求平安与丰收之山。另外西和县城以西之山，也叫凤山，清乾隆时所编《西和县志》等较早的文献中称作“凤凰山”。这些都反映出历史文化的信息。
秦公陵园的发现与织女原型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礼县大堡子山有大量礼器等珍贵文物出土。其中两座大墓的西南侧都有乐器祭祀坑，其中一座出土石编磬两组共十件，青铜器编钟八件，编三件，旁置铜虎三只。中最大的通高65.2厘米，通宽49.3厘米，上有龙纹雕饰，并有铭文“秦子乍宝和钟”等二十八字。钟也有铭文，有“秦子”的字眼。“秦子”是秦国国君继位当年之称，第二年开始称“公”，这同古代国君继位当年仍用先君年号，次年才称元年的情形一致。另一大墓被盗，其陪葬器物应与此相当。学术界较一致的看法，这两个大墓分别为西周末年春秋初年的秦襄公及其子秦文公之墓。大堡子山出土的精美的铜器还有鼎、簋、壶、盘和各种车马器，车马器之上也或为虎头，或作兽首，或饰以凤鸟纹，或饰以蟠螭纹、卷云纹、重鳞纹等。有几个鼎上有“秦公作铸用鼎”之类的铭文。此外所出土玉琮、玉玦、玉磬、漆匣等，同样体现出高超的工艺水平和墓主人的不平凡地位。学者们一致认为这里是秦公陵园。
大堡子山位于礼县东北部，在永兴乡和永平乡交界地的西汉水北面，当西和县长道镇北。大堡子山秦公陵园发现不久，在西汉水南面，永兴和长道以西的礼县圆顶山又发现了一批秦国贵族的墓葬群，出土列鼎、带盖鼎、簋、方壶、圆壶、盉、盘、戈、剑等青铜礼器与个别铁制武器，还有璧、玦、圭、璜、环、斧等玉器及玉珠和各种玉质饰片。
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和圆顶山秦贵族陵园的发现是近几十年来先秦史研究与考古领域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为证实秦人最早的发祥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使一些历史疑团烟消云散；也为更具体地认识秦文化特征之来源，对《诗经·秦风》等文献所反映秦早期历史文化有一个更具体而确切的解读创造了条件。
我由此联想到西和、礼县一带隆重的乞巧风俗。《史记·秦本纪》开头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为嬴姓第一位男性祖先。女修以“织”而闻名于后世，是秦人的始祖。我认为她就是织女的原型。
银河在汉代以前不叫银河而叫“汉”。秦人早期生活于汉水的上游。西汉水、东汉水本是一条水，后因地震的原因中断，上游部分流到略阳折而南流，入嘉陵江，流入长江，而作为主要支流的沔水仍东流至湖北入长江，从此才分别叫做“西汉水”“东汉水”。古代称“天河”为“汉”或作“云汉”“银汉”，就是秦人以自己所居之地的汉水来命名天上这个在夜晚看来银色的云带，然后将天汉西侧那颗最亮的星命名为“织女星”，来纪念自己以“织”而名传后世的始祖女修。
秦政体与秦人法制观念
过去谈到“秦”、“秦文化”，人们最熟悉的一句话为《史记·屈原列传》中所载屈原谏阻怀王赴武关之会时所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大体相同的话又见于《楚世家》)。因为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离骚》等作品古代好文之士没有不读的，关于他的生平也为人所熟知。战国之时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如孟轲等都主张国家统一，屈原也是主张全国统一的，只是他希望由楚国来完成这个历史重任。当时有统一全国的条件的只有齐、楚、秦三国，因为只有这三国处周边地带，有发展余地，有强大的后方作为军事支持；而其中势力最强、发展最迅速的是秦国。故屈原一方面主张“联齐抗秦”，以争取时间与机会，同时策划了东南灭越，又主张西南用兵且兰、夜郎、滇池之地，以先统一南方再向北平定韩、赵、魏，然后平定秦、齐二国。屈原的政治主张是进步的，他的悲剧的形成同秦国用了反间计有关，作为楚国上层人物的郑袖、靳尚、上官大夫出于私利而不顾国家利益应该受到谴责。但从秦国统一全国的方略上来说，秦国的策略无可厚非。
秦文化在列国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受儒家文化影响小，宗法观念淡薄，而法制观念强。《荀子·强国篇》中载荀况谈到在秦国所见，关于民风，说是“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无淫秽语)，其服不佻(没有奇装异服)，其畏有司而顺”；说到吏治，是“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不恶劣为非)”；说到朝中大夫，是“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拉关系)，不朋党(不结小集团)”；其朝廷，“听决百事不留(不积压)”。荀况是战国末年杰出的思想家，所言应属可靠。在两千多年前有这样的政治、吏治与社会状况，不能不令人惊叹。分析起来，有两点值得关注：
一、强调法制，“轻罪重刑”。如《商君书·说民》所说：“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由至矣”(采取轻罪重刑的办法，人就不会犯小罪，犯重罪的人也就不会产生)。这在七国之中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历史上是也罕见的。因为这不是就某一个官或某一个地方而言，而是就从京城到郡县、从卿大夫到普通百姓全国的普遍情况而言。
二、任官授爵不给宗族以特例，而用“唯贤唯能”的方针。所以朝廷中从秦穆公到秦惠王，客卿而至高位、先后掌大权、掌实权的人很多。春秋之时，百里奚曾为奴隶，蹇叔亦非宗族，而俱为相；公孙支先游晋，后归秦，秦穆公“师事之”；由余为戎人，用为上卿。战国之时，主持了变法的商鞅本为卫之庶公子；张仪本为魏氏馀子，先至赵投苏秦，未如愿而入秦；司马错，《史记·六国年表》《白起传》俱称“客卿错”；陈轸，夏人，先在楚主张联齐抗秦，后至秦，秦亦不计前嫌而重用之；甘茂，下蔡人，先事下蔡史举，后因张仪而留秦；范雎，先事魏之中大夫须贾，被疑而受笞，雎装死后被置厕中，出而后改名，藏于秦使者的车中入于秦，可谓至贱，而竟为相。这些人也是或相于秦，或至决策之位，或领重兵，都可谓功劳卓著。
以上这两点可以说已具有近代政治的理念。秦并六国之后没有大封子侄同姓为诸侯，而采用郡县制，并非偶然，这是秦国传统治国理念的自然延伸与发展。西汉前期采取封同姓诸侯的办法，这是在秦国政治格局上的后退，后终引起七国之乱，最终还是回到郡县制上来，而此前有远见的政治家晁错已因此送了命，贾谊也因大才难展抑郁而死。此后郡县制两千多年中再未改变。所以清末学者孙楷(湘潭人)著《秦会要》一书，其《序》中言：“虽立法过峻，当世或苦之，莫便其行，而自汉以来，相沿袭，群以为治天下之具，无外于此。”
而追溯秦国这种政体与文化传统的根源，也有两点：一是秦人之祖皋陶(也即大业)作为尧舜的臣子，担任大理的职务，作五刑，治狱断案，以明察著于史。其子伯翳(伯益)是治理部族的能手。《国语·郑语》中说：“嬴，伯翳之后也。”“伯翳能议百物，以佐舜者也。”《史记·秦本纪》记载：“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是说伯翳统领那些以鸟为图腾和一些以兽为图腾的部族，各部族都听从其管理。
二是与秦人在陇坻以西所形成的文化传统有关。《汉书·地理志》说天水、陇西一带“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说明此地人团体观念、协作精神强。直至西汉之时这一带仍“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也反映了这种传统风气。
总之，是陇南、天水一带的山水田野与文化滋养了秦人，使其形成坚毅顽强的精神与质朴、严谨、守法的作风，从而逐步发展壮大，然后伺机东迁，最终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
(作者：赵逵夫，西北师大文学院教授、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甘肃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本文原载2014年3月18日《甘肃日报》)
·氧分子网（www.yangfenzi.com）延伸阅读：
➤ 陇南最新各县区数据统计及历史故事|2016年陇南市发展大事记
➤ 陇南的20张城市名片：花椒 核桃 橄榄油 乞巧节 金徽酒 中药材…
➤ 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审视，甘肃陇南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竟是这样的
·氧分子网（www.yangfenzi.com）综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