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人将甲午视作“失败了的战争”，转而积极运作“促华亲日”
如前期所述，甲午战后，中方高层之反思，以李鸿章为代表，显示出一种相当尴尬的分裂——对内，对光绪与慈禧，乃至举国汹汹之舆论指责，李鸿章将战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器械悬殊”，抱怨帝后、清流作梗，使清国海、陆军装备均不如日军；但对外，李氏却在马关和谈现场演说，承认此役，证实了欧式军事体制的优越性。①
反省尚且如此内外分裂，庙堂层面的战败因应，自然更无从谈起。反观日人，虽于战场获胜，但因西方列强干涉，其殖民朝鲜之目标却未能彻底完成，正如日本媒体当日所感叹的那般：
“排斥了中国之后，依然不能单独扶植朝鲜。一旦有事，便要倒退一步。从日清战争中得到的东西在哪里？”②
故而，在一些日本学者眼中，“日清战争在军事方面虽然压倒了清国，但从政治上来说，却是一次失败了的战争。这是因为战争……没有实现朝鲜的殖民地化。”③为应付此种“失败”，甫将清廷狠狠踩在脚下的日本当局，转而迅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力求使中国朝野政治势力再度“亲日”。
以甲午一战带给国人的屈辱之甚，当不难了解，将国人情绪，由“仇日”扭转为“亲日”，其难度之大。事实上，当日朝野上下，受仇日情绪蒙蔽，在外交立场上已相当不理性。最典型者，莫如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刘坤一在1895年7月上奏，激赞俄国“信义素敦，与我修好二百数十年，绝无战事，实为千古所未有”，竭力建议联俄制日。张之洞亦于同月上奏，建议联俄，虽然其对俄国的认知，没有刘坤一那般泛道德化，但牺牲尺度也极大，认为“凡关系俄国之商务、界务”，均可“通融”，俄国若欲“用兵于东方”，其水师可由中国提供煤粮、其兵船可由中国船坞修理，其陆军可“假道”中国通行无阻，且由中国“供其资粮、车马”……④
至于其他人，如京官许应揆以“俄与我同属亚洲，必不漠视”等理由鼓吹联俄制日，其见识之浅陋已臻荒唐。但这荒唐之中，浓烈的仇日情绪却是真真切切的。为扭转这一仇日局面，1896年，松偎内阁成立时，接受犬养毅之建议，决定在内阁预算中，提出机要费用，派人调查中国问题。稍后，即按计划，派遣可儿长一、平山周、宫崎寅藏等人，以外务省谘议之名义，前往华南，调查并结纳革命党；其后，更成立“东亚同文会”及诸多在华支部，以学校、报纸等为基本活动手段，推动其“亲日”大计。
其“促华亲日”运作，遍及中国朝野各派系政治力量，收效甚大
简略而言，甲午战争后，日本政府的“促华亲日”布局，有三个基本向度。其一，针对革命党。其标志性事件，即1896年平山周、宫崎寅藏等人，奉命赴华结纳革命党。启行前，参谋本部少佐宇都宫太郎曾交待平山周等人：“华南革命党以孙逸仙为中心，抵沪后，宜即设法与之订交。”⑤
其二，针对维新派。其标志性事件，乃积极结纳康有为一系之“康党”人物。如1897年2月，同文会领袖宗方小太郎，曾在上海与梁启超、汪康年、李盛铎等往来极为密切。据宗方日记，这些人当日皆反对“清政府依赖俄国”，梁启超甚至说“中国之天下为满人破坏，欲图挽回，非脱离满人之羁绊不可”，希望获得日本支持。事实上，康党后来在戊戌年，确实一度竭力向光绪皇帝推销其“中日合邦”计划。⑥
其三，针对体制内重臣。标志性人物，如湖广总督张之洞。1897年，日本参谋本部特派神尾光臣与宇都宫太郎赴湖北游说张之洞。据张事后给总署的电文汇报，神尾等人大意谓：“前年之战，彼此俱误，今日西洋白人日炽，中、东日危。中、东系同种同文同教之国，深愿与中国联络……并言今日武备最要，嘱派人到彼，入武备及各种学堂，地近费省，该国必优待切教。”此后，虽不得朝中亲俄派支持，张之洞仍积极低调运作赴日留学、聘请日军武官等事。至庚子年，北方拳事纷扰，据宇都宫太郎在日记披露，张之洞甚至曾遣幕僚，向其透露，有拟抛弃满清，“或会设立新政府”之计划，欲寻求日本支持。⑦
略而言之，甲午年后，日本政府在“促华亲日”一事上成效显著，且持之以恒（同时亦绝不放弃趁机参与八国联军侵华），至1905年日俄战争，终获莫大收益，如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所言：“日俄战争期间，在谍报上，袁世凯的功劳实多……”⑧日本外交之务实与前瞻若此，远非清国刘坤一、许应揆之流所能比拟，故身处19世纪末之绝大变局，其庙算，无论战前、战中、战后，皆着着领先于清国甚多。
注释：
①谌旭彬：《李鸿章对内撒谎 对外吐真言》，短史记第193期。②《国民新闻》，1896年2月3日。③藤村道生：《日清战争》，P01-02。④《清季外交史料》，第115卷，P20-21；《张文襄公全集》，第37卷，P36-38。⑤古岛义雄革命谈荟，P46。⑥谌旭彬：《转型中国1899：中日合邦闹剧流产》。⑦孔祥吉：《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⑧《对支回忆录》，下卷，P320-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