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读者说，《共和中的帝制》中有很多“颠覆性”的东西，之所以“颠覆”，其实是比较于教科书内容的不同。提到教科书，现在的学生，没有几个不恨的。中学生在考试过后，集体撕书，并将之抛向天空的情景，相信每一个见过的人，都会感觉有点震撼。但是，我的中学时代，绝无恨书之感。
那时的教科书，一个特点是薄，无论数学还是物理化学，都薄薄的一本，几根干干的骨头，几个定理。语文教科书稍微厚一点，但也厚得有限。第二个特点，是铺天盖地的政治化。语文就不用说了，近似政治课本，数理化里也充斥着政治言语和大道理。讲计算水库体积吧，一定要说是为了防修反修。讲牛顿定理吧，一定要说中国的人造地球卫星把东方红的乐曲传遍世界。
这样的教科书，放在今天，估计多半要起发笑作用，对活跃课堂气氛大有好处。可当年的我们一点也不感到好笑，但是，谁也不好好学，因为没有考试，连小考都没有。老师当然也就乐得放羊，稀里马哈，一学期就过了。那时的中学，学生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劳动，干农活，春种，夏锄，秋收。城里的孩子还有机会进工厂练练，我们这些农场的孩子，就只能学点庄稼把式。
那时的学生，不恨教科书，一学期下来，好些人的书都是新的。漫说语文课的课文，就是数理化里的文字，好些人都认不全。最后，不分青红皂白，都高中毕业。这种坑爹式的教育，培育了一大批事实上的文盲，现在基本上都是下岗工人。
恢复高考之后，教科书成了抢手货，确切地说，是“文革”前的教科书成了抢手货。说实在的，“文革”前的教科书，跟现在的中学教科书风格一致，当时不仅没有人恨，而且一册难求。谁有这样的教科书，谁就更有希望考上大学。高考停了十年，人都憋疯了。我那时候也在求，只是求不着而已。
第一次令我对教科书产生困惑的，是考研的时候。我本科学的是农业机械，毕业后留校教党史，被人看不起，一怒之下，愤而考研。临阵摸了摸英语，就上阵了。没学过文科的人，考文科的研究生，通史这一门，看看题都会，似乎很容易，但就是答不到点子上。历史考试，大题都离不开事件的意义。什么事件有什么意义，一、二、三、四，老师按采分点给分。你得踩到点上，才能得分。这个点，如果你不死背教科书，根本就踩不上。我没有学过教科书，所以，答题总是踩不到点上，结果通史才得了60多分。幸亏录取是看总分，最后还是考上了。尽管如此，明白了个中道理的我，还是心情不佳，由此对教科书有那么一点点怀恨在心了。
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教科书已经经历了多次的改革，但却难有起色。事实上，我们的教科书问题，出在我们的教育者对教育的理解上。人家的教育，是一个探求真理，学习常识的过程。真理在哪里，教育者也不知道，他的任务，就是带领学生一起去寻找。通过查资料，做调查，最后提出自己合乎道理的看法和论点。而我们的教育，教育者真理在握，教育的过程，就是把真理或者真理体系，拆解成一个个的知识点，由教者教给学生。学生的学习，就是对这些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而教科书和与之相配套的教学辅导材料，就是按照这个思路编的。不仅中小学教材如此，大学教材，多半也脱不出这个窠臼。
无疑，这样的教科书和相应的教学，对于按照这样的知识体系进行的考试，是相当合适的。尤其是数理化，中学教的知识体系大体固定，我们这样的教法，的确能培养出考试的能手。这也是为何中国的中学教育令人诟病，但中学生的奥林匹克竞赛，却老是能夺冠的原因。
然而，就教育本质而言，这样的教法和教科书，对学生的今后作为人的发展，是相当有害的。凡是沉进教科书里，学习好的学生，每每后劲不大。以我比较熟悉的历史教学为例，在学校里成绩越好，教科书理解越透，背功越佳的学生，后来越是做不出名堂。其他学科，大概也差不多。因为这样的教科书教出来的好学生，创造力已经被严重窒息了。
其实，凡是教科书学得好的学生，背功一流，考功一流，但读书的兴趣和能力已经基本退化了。见过太多所谓名校的研究生甚至博士生，宿舍的书架上，除了教材，没有什么书，他们就是凭着背熟教科书，考上来的，上了之后，在这个所谓严进宽出的体系，照样可以毕业。实际上，教科书对学生阅读的压制，从小学、中学就已经开始了。
教科书的存在，原本就是对学生之于书的兴趣的一种摧残。而为了应付教科书里知识点的掌握，势必要排斥其他内容的阅读。所以，在中小学，老早就出现了所谓“课外书”的概念，无论老师还是家长，本质上都对课外书取排斥态度，认为学生看多了课外书，就会影响成绩。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事实。但是，只看教科书最后成绩好的学生，日后连读书的兴趣都没有了，会有什么出息呢？
更严重的问题是，这样的教科书，由于其固化的模式，也妨害了人们对常识的理解。自然科学的很多定理，其实只是相对的正确性，这一点，我们的学生并不知道。而人文社科部分，我们的教科书更是将一个成见体系，灌进学生的脑子里。比如《共和中的帝制》对于张勋复辟的探寻与描述，就有悖于教科书重大历史事件的所谓意义，其实就是成见，但不背熟这种成见，就没有高分可得。成见多了，形成刻板印象，常识也就消失了。
作者：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作品有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