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刃先生在《范长江脱离大公报前后》一文（《炎黄春秋》2014年第4期）中就范长江脱离大公报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据范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大公报1957年10月6日转载）来看，其脱离大公报是因为与该报总编辑张季鸾政见不同，范“主张各抗日党派‘民主团结’，反对‘一个党’的主张”，而张不同意他的看法，并指出这也是蒋介石所反对的，大公报必须以蒋介石的态度为态度，而大公报的人必须以大公报的态度为态度，结果范撂下一句“我要以中国人民的态度为态度”，便离开了大公报。
不过张发现范的自述有疑点，道不同不相与谋之说无法令人信服。那么，是不是因为范长江发起和组织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该会后来“向左转”）与大公报的不党原则冲突而致使范离开呢？张文引述了两条相关材料，包括黄仁宇的说法，结论似乎是肯定的。可是作者又提出范长江脱离大公报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除了政见和信念分歧之外，还会有什么样的因素呢？
不知为什么，该文虽然援引曾与范在大公报共事者的说法，指范的去职有“意气用事”的因素，又称“长江是人不是神，不要把长江神化了”，却语焉不详，不知所指。其实，王芸生之子王芝琛在《范长江为何离开大公报》一文（文收《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一书，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中对此有详尽说明。
当然，王芝琛也是转述别人的说法。据曾客串大公报编辑、记者十年之久的陈纪滢在其《胡政之与大公报》一书中说，起初，范长江不满其稿件被删改，编辑主任王芸生向他解释，只要他今后注明，可以不删，范也就没有意见了。后来，范长江提出要当要闻版编辑，总编辑张季鸾答应了，但范值了两天夜班就在办公室不耐烦地喧哗，“我不能这样出卖我的健康”，张听了很生气，说“他不乐意出卖健康让他走”。张与胡政之商议后，正式辞退了范长江。值得注意的是，陈纪滢亲眼目睹了事件经过，并称“我所说的没丝毫夸张，句句是实言”。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曾任大公报副总编辑的孔昭恺的背书。据孔在《旧大公报坐科记》一书中说，范长江“经常晚上到报馆，一来就到总编室和张先生谈话，极少到夜班编辑室，只来过一次。据说，他向张先生要求编报，张先生叫他先试一下，编第三版（要闻与国际、本市新闻）。他编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不来了。一天晚上，总编室里突然传来激烈争吵声，这是编辑部从来没有的事情。夜班几个人惊呆了，也听不清争吵什么，转天中午遇见谷冰先生，他说张先生通知他，即日辞退范长江。范已离馆。没想到昨夜的争吵发展到这个地步。”
虽然不能认定这就是终极真相，但至少可以作为所谓“意气用事”的一个注脚。至于说“长江是人不是神，不要把长江神化了”，也不难从中找到理据。如果范长江脱离大公报有管宁割席之慨，那确实形象高大有如神祇，足以秒杀“反动的”大公报。然而人总是复杂的多面的，去留出处并非总是基于冠冕堂皇的理由。原本这也十分正常。范长江痛感上夜班是出卖健康，并非不可理喻，尤其是放到今天，范也许更容易得到我等常人的同情之理解。问题在于，你是有选择的，既然不想上夜班就别要求编报，想编报就得上夜班，有什么好吵的呢？张季鸾先生也没错，何况“我们已经熬了几十年的夜了！是的，我们是在出卖健康！”，你不想出卖健康只能走人。当然要讲意气用事，双方都有一点，范不想上夜班完全可以留下继续当记者，不必非走不可的。
至于范是否提出了其他要求而让张不满，由于目击者“听不清争吵什么”，就不好妄揣了。不过还是可以设想一下，范长江1938年4月从抗日战场回到大公报，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备受张季鸾称赞，尚不满30岁的他会否因此而流露骄矜之气并进而提出“非分”要求呢？
顺便交代一句，张刃先生说范长江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这篇文章“未见论者关注”，其实王文已经从穆欣《抗日烽火中的中国报业》一书中引述了大体相同的内容（但把时间标为1967年），并指出“细加考察，不能无疑”，只是没有像张文一样对文章内容进行辨析。
（2002年《大公报》百年华诞，观众仔细观看《大公报》珍贵历史版面。CFP供图）
作者：游有方，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