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多梅内克先生有一天发觉阿根廷第二大足球俱乐部河床（River Plate）的球场被拆了，于是决定找童年老友也是当红球队Abasto Juniors的老总萨瓦斯达诺先生了解一下情况。
老友的架势及办公室的气派让多梅内克有点不自在，他趁两人正分享着马黛茶的时候，开口恭喜了萨瓦斯达诺的球队又赢了一场球赛，借此缓和自己内心的紧张。没想到老友竟然毫不客气地质疑：“不会吧，你还相信球队及明星球员？你活在什么世界啊？”多梅内克这才发觉这里面有问题。
对话被老板的日常业务打断了好一阵子之后，多梅内克鼓起勇气问道：“所以球赛结果都是预先商量好的？”萨瓦斯达诺再次毫不客气又更坦白地回答：“没有分数也没有球赛。球场早就成了废墟。当今一切都在电视及广播上发生。最后一场真正的球赛在1937年6月24日踢完了。此后所有球赛及其他运动赛事都跟戏剧一样，是播报员在直播室或演员在摄影棚里完成。”
这一位多梅内克先生是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及好友毕欧伊·卡萨雷斯（Bioy Casares）共同创作时使用的笔名，而以上段落来自名为Esse est Percipi（拉丁语“存在就是被感知”的意思）非常短的一篇故事。这个故事收集在1967年出版的Crónicas de Bustos Domeneq（布斯多斯·多梅内克纪事）一书当中。其实“布斯多斯”及“多梅内克”分别是博尔赫斯及卡萨雷斯的某一代祖先的姓氏，这个共同马甲能让两位作家发挥各自对当时社会、文学、艺术、媒体等领域的反讽，扩大了两者的幽默空间。多梅内克的语言别扭、笨拙、故作严肃，反而会让读者常常很难严肃地读下去。除了自得其乐，博尔赫斯及卡萨雷斯能借着这个虚拟作者及其近乎虚拟的语言进行比独立写作时更赤裸、更戏谑地评论及反省。
博尔赫斯及卡萨雷斯年纪相差15岁，虽然有人认为卡萨雷斯受博尔赫斯的影响很深，但分别阅读两人的作品还是能体会到写作风格的差异。可是一旦两人共同写作就能创造出第三个人格。其实“多梅内克”不过是共同马甲之一罢了，两人也用过别的笔名甚至不用笔名合作过。因此，1968年乌拉圭文学评论家莫内加尔（Rodríguez Monegal）将这第三人格命名为“Biorges” (即Borges及Bioy Casares的结合)。如此一来虚构的马甲成为具体的独立人格，被感知就是存在了。
除了写作风格两个作者之间还有一个区别：博尔赫斯对体育完全不感兴趣，而卡萨雷斯热爱橄榄球及网球。卡萨雷斯接受访问时曾说过一段话：“他对体育一窍不通，觉得我常打网球是莫名其妙的事。假如某一天他问我下午有没有空，而我告诉他我要去看一场橄榄球赛，他的反应让我觉得他完全不能理解我的行为。”有野史称博尔赫斯曾经热爱足球，因在一场球赛中失明而从此痛恨足球，而球场上还有多梅内克先生……这说法就不用认真以对了。
博尔赫斯曾公开批评足球为“英国对世人犯下最丑陋的罪行”。传说1978年阿根廷主办世界杯的那一年，老作家故意将自己大学讲课时间安排在阿根廷队出赛时。也许博尔赫斯对足球的鄙视来自他的精英背景，但更可能来自他对球迷那种机体亢奋、群体非理性化的深层忧虑。
博尔赫斯那一代阿根廷人一生历经多次政治风波。从挑动基层群众的庇隆主义（Peronismo），到中上阶层所支持的反庇隆主义，当中还历经多次的军变。法西斯主义、游击队兴起、镇压演变成国家恐怖主义，对这一代人来说，历史的每一幕都记忆犹新。
1940年代的阿根廷见证了曾经参与政变的庇隆上校（Juan Domingo Perón）改头换面成为劳工运动领袖而当选总统。1946年，获得执政权的庇隆上校立即解散了几乎所有曾经支持自己的团体。此后，他持续拉拢基层，打压反对者。因树立了不少政敌，庇隆亦难逃被政变的命运。阿郎布鲁中将（Pedro Aramburu）取而代之。
“布斯多斯·多梅内克纪事”出版的前一年，民选的伊利亚（Arturo Illia）总统被翁佳尼亚中将（Juan Carlos Onganía）拉下台。所谓民选，也是用违宪条款将庇隆党排除在外的前提下当选的。被拉下台时，不止庇隆派系的群体支持政变，连属于社会精英的专栏作家都发文批评伊利亚。翁佳尼亚中将属于当时阿根廷军中的蓝派——此派系有别于红派之处就是蓝派认为庇隆主义中的爱国情怀及天主教信仰有助于阻挡军方共同敌人共产主义；红派基本上认为庇隆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应全面遏止其发展。
翁佳尼亚的政策保守：禁止外国电影上映（包括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著作《放大》），禁止外国芭蕾舞在布宜诺斯的克隆剧院上演。任期内还破坏了学界独立性，打压学生运动，使得不少学者自我放逐海外。翁加尼亚以改革为名破坏体制，解散了所有工会及政府部门，成立以工商团体为代表的直接“参与式政治”。国内工潮不断，加上庇隆党的左翼极端组织Montoneros暗杀1955年推翻庇隆总统的阿郎布鲁中将，造就军中排斥庇隆主义的红派崛起，属于蓝派的翁佳尼亚落马。阿根廷社会在二十世纪中期如此不断被庇隆、反庇隆的两股力量拉扯，阿根廷的群众一次又一次的上街抗议、支持、失望、再上街。
与其说博尔赫斯鄙视足球，不如说他把盲目的支持球队与盲目支持任何派系或不容置疑的信仰画上了等号。很难摆脱精英主义大帽子的博尔赫斯曾经说过：“足球大众化因为大众愚昧”，但他同时也表示过“足球隐含的那种霸气及强势让我不安”。
或许多梅内克寓言般的故事其实不那么严肃，八百多字中可能也没有企图剖析大众传媒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借用哲学家贝克莱的拉丁语名句“Esse est percipi”当标题，也不代表要认真讨论主观唯心主义在二十世纪不同哲学派系当中的学术地位。卡萨雷斯曾受访表示这故事是老人家在跟自己开玩笑，描绘一个根本没足球比赛的世界里，群众依然如此坚信足球的存在。
当时阿根廷刚引入电视，主流媒体还是报纸及广播，在这样的媒体环境中虚构任何“事实”想必不难。博尔赫斯如此轻而易举将哲学观念套用在自己的一个玩笑当中，戏谑大众文化中的愚昧，同时不经意表达了自己对社会的隐忧。
故事中的多梅内克得知足球不存在——以及人类登月是苏联及美国联手创造的另一个假象——之后，又追问球队老总萨瓦斯达诺：“万一人们觉醒了怎么办？”萨瓦斯达诺格外冷静地回答：“怎么可能梦醒！”接着又说：“随便你怎么对外说都无所谓，不会有人相信你的。”
（原标题：《再也没有足球的世界》）
作者：王冠绪 台湾出生，阿根廷长大，两岸三地之间漂流中的自由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