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就一系列双边合作事宜达成共识，在会谈中，习近平主席强调“立足长远，尽早建成自由贸易区，把双边经贸合作推向更高、更新的阶段，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朴槿惠总统同样表示“希望双方尽快建成韩中自由贸易区”，这是迄今为止，两国政府和最高领导人就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和自贸区(FTA)问题，所作出的最明确、最一致姿态。
双方领导人的积极姿态，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和浓厚兴趣，一些海外媒体甚至用“中韩FTA终于设立时间表”，来形容此次的进展，认为中韩FTA谈判会进程会因此次访问的成功，得到推动并获得提速，但中韩当事双方对此却显得十分谨慎，两国政府相关部门一再表示“FTA问题没有时间表”。
中韩FTA问题的酝酿，和中日韩三国自贸区构想长期遇阻、中韩两国试图另辟蹊径有关，最早在2004年9月“东盟3”经济首脑会议时便已公开研究、协商。2005年，中韩两国正式就FTA问题进行联合研究活动；2006年11月17日APEC长官会谈期间，中韩两国经贸部门达成协议，决定自2007年起，召开中韩FTA产官学联合研究活动，此后两年间先后进行了5次；2010年5月28日，由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场见证，两国经贸部门负责人签署了产官学联合研究相关谅解备忘录，同年9月28日，中韩FTA政府间第一次准备协商会谈在北京召开；2011年4月11日，中韩两国通商长官就FTA问题举行会谈；2012年3月1日，中韩FTA相关事前务实会议在首尔召开；同年3月22-23日及4月5日，中韩FTA推进相关事前务实会议在北京召开；2012年5月2日，中韩开启FTA协商宣言在北京正式发表；至2013年9月，中韩FTA谈判进行了7轮，双方宣布完成第一阶段即“模式阶段”谈判，就废除关税的产品比例和进口额比例初步达成共识，双方同意，最终实现自由化的产品，应占全部商品税目的90%，并涵盖进口总额的85%；自第8轮谈判起，双方进入“实质性要价和出价”阶段，至今年5月已进行到第11轮，第12轮谈判预定于7月在韩国举行。
中韩FTA一旦签署，将成为中国第十三个国际间FTA协定，两国间将逐步实现货物、人员、资本自由来往，从而避免同质恶性竞争，促进两国产业调整和经济发展。
由于地缘政治等特殊原因，中韩两国建交较晚(1992年)，经贸关系起步晚、起点低，建交当年双边贸易总额仅有50.3亿美元。但此后22年间，两国贸易持续高速增长，年均增幅高达20.97%，创中国对单一国家国别贸易年度平均增幅最高纪录。
2013年，中韩双边贸易总额高达2742.5亿美元(中国海关数据，韩方数据为2289.20亿美元)，中国成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进口来源国，而韩国则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中韩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7%、韩国对外贸易20%左右，双方相互贸易依存度已显著提高。
与中韩经贸依存度不断提高相应的，则是中日、韩日经贸依存度的相对下降。2013年同期，中日双边贸易总额3125.5亿美元，同比下降达5.1%。韩国方面曾有人统计称，受中韩双边经贸关系加强的影响，日本和韩国间经济规模差距逐渐拉近，且在许多产业领域已构成对日直接竞争。
上述种种，均构成推动中韩FTA的有利因素，既然如此，何以自2012年5月正式启动FTA谈判至今，双方经历11轮拉锯，至今尚不能拿出确切的时间表？是什么因素，让两个都对FTA抱有殷切之念的谈判伙伴，为达成一个都能接受的妥协如此煎熬？
这就必须从中韩两个经济体的特点谈起了。
长期以来，中国对韩出口的主要产品，为劳动密集型的原材料、中间产品、零部件等生产环节产品等，韩国对华出口的主要产品，则为技术、资本密集型生产环节产品，工业制成品等。中国在原材料、农产品、贱金属及其制成品、矿产品、纺织原料及其制成品、原料型产品、初级产品、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自然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韩国在化工产品、半导体等电子产品及其零部件，信息通讯类产品、汽车及机电类产品、机械设备、船舶、工业用纺织纤维等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中韩双边贸易正是基于这种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得以在短时间内蓬勃发展的。
在这20多年里，中国成长为“制造业第一”的大国，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庞大的贸易顺差，但韩国却是绝对的例外：迄今除1992和1997两年，中国对韩均处于贸易逆差状态，且近年来这一逆差还在不断扩大。
按照韩国海关的统计口径，2013年韩国对华出口1458.70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26.1%，同比增长8.6%；韩国自中国进口830.50亿美元，占其进口总额16.1%，同比增长2.8%，中韩贸易逆差628.20亿美元，同比增长17.3%。除台湾外，韩国已成为中国外贸逆差的最大来源。
之所以存在如此大的贸易逆差，首先因为中韩两国在出口产业领域存在许多重叠之处，而韩国又具有先发优势，中国在制造业产品方面缺乏韩国市场竞争力；其次，中国在农副产品等领域相对其它国家，又不存在价格优势，且韩国本身在这些领域就设立了重重贸易壁垒；更重要的是，韩国市场开放度有限，市场容量也相对狭小，中国对韩扩大出口的潜力不大。
简单地说，正是目前的“非FTA状态”，令韩方得以保持、巩固对华巨额顺差，中韩FTA谈判的最大难点在于，韩方一方面希望通过FTA，增加本国企业、投资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比重，另一方面不希望FTA的签署导致本国市场进一步开放，从而令其对中国的贸易顺差缩水，通俗讲就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尽管如此，中韩FTA谈判近期的确出现了明显的提速态势。
近年来中国产业结构迅速调整，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中韩间的技术落差，一如韩日间那样，在许多领域开始不断缩小，据统计，2012年中韩两国十大对外出口项目中，竟有5项相互重叠(船舶、半导体、平板显示器、无线通信设备和电子应用设备)，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资料也显示，2011年韩国丧失了26项出口产品市场的“世界第一”，其中12项系被中国抢走了第一的位置。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日前发布《中韩零部件产业竞争力报告》，报告中显示，从表面上看，韩国在电子、金属等7大主要零部件产业上，仍不断扩大在华市场占有率，但实际上看，63%的零部件竞争力已在走下坡路。这表明，在目前的“非FTA模式”下，韩方想照旧维持巨额对华顺差，难度将越来越大，且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也将侵蚀韩国在第三地的出口份额。
长期以来，韩国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东三省和山东省等靠近朝鲜半岛的狭窄地带，主力则为中小企业，近年来这种态势变化明显，华东取代东三省成为新的投资热点，大财阀、大公司取代中小企业，成为韩资主力，韩国更希望扩大投资范围，进军中国内地市场，并拓展核心客户群，而所有这些，都需仰赖FTA框架的支持和保护。
还应注意到，中韩自2012年贸易额的陡增、尤其韩国对华贸易顺差的大幅度增长，和中日间“政冷经冷”的不正常经贸关系状态有极大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选择韩国，作为日本同类产品、技术的“替补”，倘没有FTA等双边贸易协定的“固化”，这种非常时期的“非常之利”，未必能够持久。
如前所述，在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中国正不断提升自身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并在越来越多领域接近、甚至赶超韩国，一旦两国产业结构、技术水平趋于“扁平化”，目前这种“垂直分工”，中国接受巨额双边贸易逆差，并借此换取在国际出口市场上“优势互补”、“共同促进”的模式，恐怕难以长期维持。
相反，倘两国能在FTA问题上尽快达成妥协和共识，就可更早、更快地在许多产业和领域实现“对接发展”，避免“同质碰撞”，形成在第三地市场的竞争合力，对中韩两国而言，这一点的重要性恐怕不未必比相互间市场开放更小。
当然，两国政府和领导人多次重申“201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3000亿美元”的阶段性目标，这同样需仰赖FTA的提速。
尽管仍然“没有时间表”，但随着两国政府和商界的重视，FTA谈判的进程有望进一步提速，年底前达成阶段性成果的希望，还是不小的。
作者：陶短房，专栏作家、评论人，旅居加拿大，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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