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王维佳
“一个学生的硕士论文，居然写的是她的母亲！从‘生命历程’的视角，讲述了一个生于1960年代，做过厂矿广播员、放映员，后因企业破产，经过抗争之后最终选择了买断工龄，再就业的过程一波三折，现在一所中学做保洁员的‘母亲’的故事。这样的论文，差点看得掉泪了！这是这个答辩季我看到的最鲜活的论文！”
这条云南大学新闻系教授郭建斌的微博，近日引发广泛关注。这篇硕士论文的作者是云南大学研三女生蒋易澄，论文题目是《母亲的故事：一个下岗女工的社会互动和自我建构》。
有网友认为，这篇看哭老师的论文很“接地气”，远远好过某些“高大上”的社科项目。但也有网友质疑，这篇论文的理论性，《母亲的故事》是不是一部小说？
正在网友争论不休的时候，7月5日，郭建斌再次发布微博称，蒋易澄目前工作尚无着落，正在为就业四处奔波，有些焦头烂额，望媒体暂时不要去打扰她。次日，郭建斌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详细回答了网友们关心的问题。
澎湃新闻：蒋易澄找到工作没有？
郭建斌：她已经考了好多家单位了，昆明这边甚至一些中专她也去考了，但是最后都没有进入面试。
她现在已经是一个媒体的热点人物了，可是我觉得她在就业的过程中不会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当作自己的一个成绩来说服用人单位录用她。
澎湃新闻：你是怎么指导蒋易澄写这篇论文的？
郭建斌：蒋易澄不是我带的学生，她是我们系另外一个老师带的学生。要是我带的学生，我不会在微博上讲这样的话。如果是我自己带的学生，那我不是在装腔作势吗？
我们硕士论文答辩分三组。答辩之前，我看到这篇文章，一直在想这个学生是谁？我给她上过课，可是对她一点印象都没有。我第一眼见到的是论文，而不是这个学生，我对文章不对人。所以，我在看完她的论文之后，才信手在微博上写了这么一条。
澎湃新闻：你的微博引起了很多关注，大家都想知道这篇看哭老师的论文是怎么写出来的。
郭建斌：她是“三线工厂”里长大的孩子，多少还是有些感情。她的感情更多还是体现在父母辈上，想做她父母那一代的集体记忆，研究落到她妈妈的那个厂，采访和搜集资料都方便。这个思路开始就是有的。
在做的过程中，她觉得从一个群体的角度去讨论问题还是隔了一点。她母亲作为那个群体中的一员，跟她是靠得最近的。她是在调研的过程中不断调整，最后才把聚焦点集中到她母亲身上来的。
澎湃新闻：微博上有人评论说这篇论文那么感人是不是更像小说。
郭建斌：微博上的一些评论我也看，有人没看过这个论文，一看这个题目就会觉得这个不是论文，是一个小说。
从做研究的角度来讲，她不是凭和她母亲的接触，然后根据自己的想象、记忆来撰写论文的；她对她母亲做了访谈，对她母亲同一代人也都做了访谈。有些问题，她还做了再核实，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她做了访谈，有大量资料，她的论文是站得住脚的。
澎湃新闻：很多网友认为这篇论文很“接地气”，你怎么看？
郭建斌：现在要求学生的论文理论性强，要有理论上的创造。根据这样的要求写出来的论文，话说重些就是狗屁不通。从概念到概念，看上去很学术化。但是，说白了，很多学生可能就是东拼西凑，东抄一点，西抄一点。理论背后的东西没有很好理解。
这样的论文，在我看来没有多少价值。我们现在对论文的这种笼统的要求导致了现在这样一种结果。看上去很学术化的论文，你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很多地方前言不搭后语，都是胡扯，就是理论和概念的拼贴。
蒋易澄的论文不是简单地抄，是真的动了脑筋，结合自己考察的对象做了思考。虽然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大的创造，但是她真的没有简单地去套用。这是我非常看重的一点。
澎湃新闻：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最近微博上贴出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友吐槽得很厉害。
郭建斌：我不看那种东西，我觉得有些也是胡闹，有些题目本身也很可笑，不是研究题目。国家层面的东西，我们有意见，但是不想在公开场合说这种话，“胳膊扭不过大腿”。
澎湃新闻：现在网友普遍对学者、专家的头衔不感冒。
郭建斌：我不大参与网络上的这种讨论，“拍砖”。所谓的专家，至少有一部分是有问题的，干这种事情的人多了，有好处，并且钱多。这种“高大上”的项目，在我看来，相当一部分是没有研究的内涵在里面的。
像去年国家社科基金的一个题目是《西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虚伪本质研究》，你结论都有了，去研究干嘛？从这个结论出发，你多找对这个结论有利的资料，与这个结论相反的资料就被排斥了，那怎么是做研究呢？做研究要回到现象本身，先弄清楚现象是什么。
澎湃新闻：还是回到蒋易澄的论文。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看过她的论文，能不能讲讲她用了什么理论？
郭建斌：从表面上来看，蒋易澄的论文理论不多，但是她的论文是有理论的。
第一点是“自我”这个概念，她的论文标题里就有。“自我”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概念，很多学新闻传播的学生都会引用这方面的概念。但是，在我看来，更多的人会说的就是米德在《心灵、自我与社会》里讲的“一般化的他者”、“主我”、“客我”，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
蒋易澄这篇论文做得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从“自我”这个社会心理学的视角进去之后，她用她母亲在不同时期的自我认知的变化来讨论问题。没有停留在米德讲的“主我”和“客我”这么一个静态的概念陈述，蒋易澄是把“自我”放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来考察。这就有理论上的意义了。
第二点，她的论文里还有一个理论支点是“生命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她母亲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代表了一代人，一代和她母亲有着类似经历的一代人。她讲述的就是像她母亲这样一代人如何和国家社会交织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历程。这同样也是一个理论视角。
有了这两点，我认为她的论文在理论上是站得住脚的。有些地方看着很朴实，但你看得出来她的角色的转变，从一个女儿转变为一个研究者，得到了很多新的发现。她自己也在论文里面说，写论文的过程也是她认识她母亲、了解她母亲的一个过程。
澎湃新闻：你对学生论文的要求是什么？
郭建斌：首先，资料一定要扎实。从研究方法上来说，我喜欢田野调查，但也不反对量化研究，只要你的资料是可靠的。然后，在资料的基础上，你要提出你的研究问题，你的文章究竟要回答什么问题，你的文章要与一些理论发生勾连。
澎湃新闻：现在很多学生的毕业论文恐怕都达不到这个要求，特别是本科生的毕业论文。
郭建斌：本科毕业论文有很多问题，这个不好说。但是研究生的论文，从程度上肯定要比本科论文要高。我没有要求我自己带的学生一定要去做田野调查，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如果你要做田野调查，做硕士论文田野调查的时间不得少于一个月。
澎湃新闻：学生做田野调查比较有难度吧？
郭建斌：事前我会帮他们做一些联系，找一些当地的熟人和朋友，但是，我也对他们说我不可能带你们，而且要直接住在老乡家里，哪有什么住村委会的。
澎湃新闻：还有经费问题怎么解决？
郭建斌：我有两个做田野调查的学生都是我从自己的课题费里，象征性地给他们报销一点，比方说1000元。1000元干什么？来回的路费，还有当地的生活费可以补贴一点。1000元1个月肯定不够。我也没有太多的课题费，只能尽我所能，象征性提供一点。我以前另一个学生是刚好申请到云南省教育厅的一个研究生项目，2000元。你说2000元跑西藏去少吗？
澎湃新闻：要倒贴？
郭建斌：都是要倒贴的。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课题经费都是跟父母和岳父岳母借得钱，还有我同宿舍的同学在我离开上海前给我1000元，他说这是作为兄弟给你的资助。我非常感激。
我对自己的学生说，做田野调查，一方面很辛苦，另一方面自己还要贴钱。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承受能力，你可以选择做文本，待在宿舍里做研究，完全没问题。
澎湃新闻：其实，我没怎么看到过学新闻的学生用田野调查这么“接地气”的方法做论文。
郭建斌：新闻传播学这个学科里面，用人类学方法做研究，在博士论文层面不太多。我们没有明确的标准，只能自己尽力而为。
2001年，我做博士论文开始这种方法，十几年过去了。我是凭着个人的兴趣在做事情。任何方法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问题。关键是先做出东西来，不管用什么方法。这样的一个路子，就像你刚刚说的“接地气”，当然我不想把它拔得那么高。
澎湃新闻：为什么田野调查会比较“接地气”？
郭建斌：人类学研究方法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可以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的内部去，能够占到研究对象的立场上去，从他们的视角思考问题。
澎湃新闻：但是，这种方法好像并不实用。
郭建斌：我觉得会有，但是我的学生都没有跟我说过，也没有跟我抱怨过。前面提过，我从来不要求我的学生一定要做田野调查，如果要做，一定要想清楚，想清楚再去做。
田野调查说广一点，是学会与人打交道的一种方法，或者说为人处世的一种方法。等你到了单位以后，它不会变成某种实用的技能，为你的工作赢得什么东西。
但是，从学术的角度讲，它是一种基本的训练，要搜集资料，在资料的基础上尝试着做理论问题的提炼。未来的工作单位需要什么，作为学校，我们不能直接就去教这样实用的东西，这恰恰是学校的弱势。
在我看来，新闻教育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第一，人文素养。它不见得会变成一种实用的技巧，但有人文素养和没有人文素养完全是两码事。第二，人文关怀。人文关怀不是空的，它建立在你对社会的了解之上。我以前对我本科教过的一个学生说，你现在报道的民生新闻，在我看来是一种不地道的民生新闻，是一种高高在上俯视的民生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