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产权得不到保障，法律还在裸奔的时候，你，怎么能期望道德会穿上裤子呢？
“早起，买两根地沟油油条，切个苏丹红咸蛋，冲杯三聚氰氨牛奶，然后开着锦湖轮胎的汽车去上班；中午，瘦肉精猪肉炒农药韭菜，尿素豆芽炖注胶牛肉，人造鸡蛋和着石蜡翻新陈米饭，泡壶香精茶叶。下班，回到豆腐渣工程房，煎条避孕药鱼，炒个膨大西红柿，炖碗石膏豆腐，开瓶甲醇勾兑酒，吃个增白剂加硫磺馒头。饭后，抽根高汞烟，去地摊买本盗版小说，回去上一会盗版操作系统网，晚上钻进黑心棉被窝。核辐射算啥，很盐重吗？”
这是当下在网上流传甚广的一个名叫《当今中国百姓的一天》的段子。是调侃吗？可为什么我们的心竟如此沉重？以致温家宝总理在谈及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的时候，也发出沉痛感慨：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可是总理呀，假冒伪劣盛行、诚信缺失，这看似道德问题，实际并非道德问题。
虽然我们倡导道德，然而道德实在算不上什么高尚之物。道德不过是自利的产物，在根本上，道德源于对于私利的追求。因为追求私利，企业和个人才要讲道德、讲信誉。而如果没有私利，那么我们又怎么知道什么是道德呢？
大家都有这样的体验：在火车站附近买东西，遭遇假货和挨宰的机会就大得多；而在小区的商店买东西，遭遇假货和挨宰的机会就小得多。这不是说火车站附近的商人天性就坑蒙拐骗，天性就不讲信誉、缺少道德。你把小区的商人放到火车站附近，他们也要那样行事的。不讲信誉、宰人者，利益使然；讲信誉、不宰人者，也是利益使然。小区的商人不卖假货，不宰人，是因为他知道他的顾客多是附近的居民；他期望他们成为回头客，明天还赚他们的钱。而火车站附近的商人呢，顾客对于他们来说基本上就是一次性的，既然如此，他们怎么会不把刀磨得快快的，宰个狠狠的呢？
我们的社会义气盛行，因为一个人讲义气的话，有困难的时候朋友就会向他伸出援助之手，讲义气的好处超过了不讲义气的好处；朋友们也这样想，朋友的朋友们也都这样想，于是，社会上就有了义气盛行的风尚。今天，我们的社会以守时为美德。这美德是怎样形成的呢？也是因为每个人都预期别人不愿意自己不守时。我们不守时，别人就不会对我们自己守时，甚至不再跟我们打交道了。守时，乃是自身利益之所在。今天，我们的社会以不讲假话为美德，这美德也是因为归根结底不讲假话对自己有利。这就是“狼来了，狼来咬我的羊来了！”的故事。今天你讲假话，明天就没有人再信任你，到头来“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个人的功利计算在道德规范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商人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或关心社会的慈善事业，不是因为利他的缘故，而是因为在既定的社会环境之中，这样的行为对于最大化他们的利润是必须的。”斯密正是从人们的利己本能推导出道德情操的。
进一步讲，道德与否，也实在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重要的是制度约束！
一个追求自己私利的人，他可以努力发明创造、降低成本，以让他人得利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私利；也可以偷鸡摸狗、坑蒙拐骗，以损人利己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私利。是的，人的自利既能导致损他的行为，也能导致利他的行为；既有危害社会的一面，也有为利社会的一面。问题是，在怎样的约束条件下自利的个人会有损他的行为，在怎样的约束条件下自利的个人又会有利他的行为；在怎样的约束条件下为利社会的一面大于危害社会的一面，在怎样的约束条件下为利社会的一面又小于危害社会的一面。这才是全部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这样看问题，就把重心置于制度建设上了，也才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道德不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关键变量，相反，道德本身倒是需要给出解释的被解释变量。利己和利他行为都不过是特定制度约束下个人追求私利的产物。制度、也只有制度，才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关键变量。斯密强调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人的自利具有促进生产和增进社会福利的一面，但他没有考察“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条件之一，是有效的产权保障；条件之二，是有力的法治规范。
是的，人是自利的。人是自利的，于是就不能没有私有产权，就不能不很好地界定和保护产权。孟子讲：无恒产者无恒心。当我们宣布土地、房产只有70年的使用权的时候，当我们可以随意拆迁一个人的商店、门面的时候，也就开启了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盛行的大门。
根本就不是道德或人的问题。同样都是炎黄子孙，为什么台湾没有坑蒙拐骗、没有假冒伪劣？为什么香港没有坑蒙拐骗、没有假冒伪劣？在台湾，有一家三代、甚至更多代经营一家小食店维持生计的。这样的商店，他不注重信誉怎么能够生存？反观大陆，今天拆，明天建；说拆就拆，说建就建。今天还在这里经营，明天就不知道还能不能经营下去，要被迫迁徙到哪里去经营。给定这样的经营环境，傻瓜才不坑蒙拐骗，笨蛋才会注重企业的信誉。
本来，当一个社会假冒伪劣盛行的时候，恰恰是大企业成长的好时期。毕竟，大企业作假会付出高昂代价的。我常天真地想，中国不应该仅仅有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垄断大企业，还应该在竞争中产生一些大企业，中国一定会有一些大的食品企业的。然而大者如三鹿、双汇，竟然也搞假。看来是不假白不假，假了也白假，不搞假反而活不下去了。总之是作假者可以不死，甚至生的更好。当作假者不死的时候，那么不做假者生存的空间也就没有了。
如果说小企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作假不好杜绝尚且可以理解，那么大企业作假而能不死，这就是我们的法治出大问题了。弄虚作假、坑蒙拐骗，无非是要获利。当弄虚作假、坑蒙拐骗要面临倾家荡产的法律惩罚的时候，谁还敢作假呢？可是，我们的社会受害的消费者得到足够的补偿了吗？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的企业受到强有力的法律惩罚了吗？说句不太恰当的话，我们的执法者恐怕唯恐把那些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的企业都弄死了吧。弄是要弄一弄的，总得要做做样子，也得要“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但不能都弄死了。不然，以后哪里去罚款，还有谁来寻租？这背后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制度，政治制度是也。
只是，一个社会，当产权得不到保障，法律又遭到肆意践踏的时候，讲信誉就真的成了傻瓜才会去做的事情，道德就真的沦丧了。但这并不是企业或者个人的错，或者主要不是企业或者个人的错，而是政府的失职。政府收税，重要职能之一就是提供有效的产权和法治保障。而坑蒙拐骗、道德沦丧不过是产权得不到保障，法律遭到肆意践踏的外在表现罢了。
是的，当产权得不到保障，法律还在裸奔的时候，你，怎么能期望道德会穿上裤子呢？
作者：谢作诗，美国大唐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浙江财经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