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我们都一样，之后的命运，却可以有这么大的差异，二十年时间，五届世界杯的时间段，放大着这种差异。
四个喜欢足球的少年
韩松落
世界杯期间，我们中学时代常在一起的四个朋友又聚在了一起，当初，我们都曾是球迷。
把大家凝聚在一起的，是小谈。他黝黑壮硕，眉目俊朗，整个高中时代，都留着一种被称为“郭富城头”的发型。那时候，我就读的那所中学，几位体育老师都是学篮球出身，他们调教出了一支所向披靡的篮球队，拿了许多奖，篮球因此成了学校的官方项目。
小谈却集结了几十位喜欢足球的同学，各年级都有，组建了一支足球队，每天下午，他带着足球队员，在操场边做体能训练，迟到的人还要做俯卧撑，每个周末，他们还会像模像样地踢几场比赛，甚至和附近的部队踢友谊赛。这支足球队很受校方排挤，举办比赛、日常训练常受阻挠，踢足球因此带上了叛逆的、非主流的、边缘化的，甚至悲壮的色彩。
他的偶像，是里杰·卡尔德，他家的墙上，贴的都是里杰·卡尔德的照片。
还有一个是小魏。学校里，他跟我是同桌，学校外，他跟我是邻居。他没有念高中，初中毕业，进了铁路技校，技校毕业，到小站当扳道工。在一九九〇年，他每月薪水一千多块，是地方普通职工的三四倍，他又没有别的开销，也不需要负担家用，因此可以买得起引进版的磁带，潘美辰、姜育恒、罗大佑，就是被他带到我们中间里。
另一个是小杜，他苍白瘦削，也是足球队成员，他性格平静，对什么事物的喜爱，都是淡淡的，即便是对足球，也不例外。因为小魏、小谈还有我，都是那种毛焦火辣的人，所以我很喜欢他那种淡淡的样子，一直试图学到他的温和，他的不惊不乍，但最终，我只学到了他背书包的样子，他总是把书包带子挂在脖子上，让书包挂在胸前，走在路上，老用手捧着书包，一颠一颠。他紧跟着小魏，进了铁路技校，毕业后，同样是去小站，同样是扳道工。在他走了之后，我也像他那样背书包。
我们四个人，是最好的朋友。似乎，四个人的构架，是朋友圈的标准构架，最稳定构架，即便好莱坞青春片里，一起出场的年轻人，也往往是四个人。每逢周末，小魏和小杜回来，我们四个人，在小城的街道上并肩而行，或者聚在小谈家里看足球和讨论足球。一九九零年、一九九四年、一九九九八年的世界杯，都是这样度过。
印象最鲜明的，是一个寒假。学校里没有人，也没了干涉踢球的体育老师，大家天天到学校足球场去踢球。有一次，是在大雪之后，操场上积满了厚厚的雪，他们就在雪中踢球，雪后的那种清旷，被他们的喊声和笑声刺破，操场边，榆树苍黑，白杨青灰，栖息在树上的鸟雀，被他们的声响惊起，在操场上空盘旋片刻，又落下，又飞起。踢完了球，他们拎着衣服，唱着郑智化的歌，和齐秦的《狼》，穿过整个学校和小城，各自回家。冬天的微温，和他们声音的回响，至今我也像在现场。
四个人的命运各有不同，如果用世界杯作为坐标，四年一个波段予以划分，可以清晰地看到那条命运起伏线。
小魏在偏远小站上，当了二十年的扳道工和调度，2010年才调到市里，而当时，刚好是上一届世界杯比赛最热火的时候。这二十年，他经历了婚姻波折，养大了儿子，自己变成一个中年人，他始终对他工作过的荒原小站念念不忘，时不时开车回去，拍两张照片放在QQ相册里。
小谈高中毕业，进了工厂技校，毕业后就留在那个永远要倒闭却永远倒闭不了的国营大厂里，在那里工作了十六年，买了厂里盖的房子，和同厂女同事结婚，生了两个孩子，直到2010年，也是世界杯期间，他终于从厂里辞职，开始帮朋友做化妆品，后来用装修八间化妆品店积累下的经验，开始做装修。
小杜在小站工作了十六年，和从驻地认识的女孩结婚，生了一个女儿，女儿继承了他温和沉稳的性格，一家人的生活安定平和，直到二〇〇七年，这年，他死于癌症。他的母亲，就是死于癌症，他也没能躲过去。
我们齐聚在小杜的葬礼上。他家的院子里，有一个小小的花园，灵棚就搭在那里，我们在那里守了三天，小魏和小谈一直在声讨小杜的单位，嫌他们不肯派领导来吊唁，在小杜家人一再要求下，才来了个工会主席。在他们接待来人、吵嚷和声讨的同时，我替小杜写了悼词，公式化的、板正的，方便领导宣读。他们都说，这悼词写得好。但我觉得，没把他喜欢足球写进去，是个错误。
但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喜欢足球，后来他死了，这有什么好说的呢？又该怎么说出来，才不显得孩子气呢？
同学们建了一个QQ群，也时常聚会。在QQ群里，他们反日保钓，转发段子。我什么都不能说，只是想，原来，少年时我们都一样，之后的命运，却可以有这么大的差异，二十年时间，五届世界杯的时间段，放大着这种差异。
他们也谈足球，只是没有以往那么热烈，他们还运动，不过已经换做羽毛球和兵乓球。我们很少谈论过去喜欢的人和事，因为，那些事都在心里，只在四年一次世界杯来临的时候，再起波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