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性侵：不阻止是纵容嚣张

在本案的情境中，施暴者很嚣张，乘客很“软弱”

未帮女孩：男子几乎是明目张胆地要强奸，车厢内乘客却不喝止

且看相关新闻的描述：“该男子突然站起，径直走到女子身旁的过道上。在22点16分46秒，这名男子面对女子，突然跨出右腿，直接骑在了女子的大腿上。女子愣了一下，发出一声尖叫，但男子并未理会，而是摆动起腰部。‘你干什么！救命！’女子随即开始反抗，反抗过程中，她倒在过道上，男子并没有罢休，而是顺势压在女子身上，女子开始大哭并继续呼救。监控视频显示，男子压在女子身上，头部不断接触女子的脸部，双手伸向女子腰际。”而目击者对记者说，“他亲她的脸，还舔，把她牛仔裤的拉链都拉开了，内裤都能看见了！”然而，除了司机，竟然无人喝止。这几乎是要在众乘客面前明目张胆地强奸一位年轻女孩。而在司机说快来帮她的时候，距离女子倒地处不足0.5米的一位男性乘客一动不动，后来直接走开。

迟助司机：施暴男子并非很强壮，57岁的他在与55岁的司机扭打中并不占优

招远命案中，施暴者非常、非常地凶残，制造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气氛。所以专题《招远麦当劳命案：只能看着行凶？》也指出，这样的情境给旁观者施救带来困难。然而，本次的公交性侵案却不同，该男子上车后先骚扰了一名女乘客，但是被后者成功挣脱。并且，一名男乘客（第二次性侵发生时已经下车）和司机欧阳喝止了他别乱来。以此可见，他尚有畏惧心理，并非急红了眼的暴徒。并且，从年龄上看，该男子已经57岁，在和55岁的司机的扭打中，几乎快被后者制服。

该案的与众不同还在于，司机首先做出了行动，打破了沉默，并且呼吁乘客行动，却无人响应。倘若说最初其他乘客是怕该男子身上有暴力工具伤害到自己，那么，等到司机亲自和歹徒搏斗时，是可以清楚地看到该男子也是赤手空拳，却依然等到最后才有一人出手施援。

总之，考虑到具体的情境，福州公交性侵案的几乎无人阻止的确非常不正常。

这样的嚣张存在于不少公共交通工具性骚扰中

公共交通工具是性骚扰高发地，一般情况，大多数人选择忍气吞声

公共交通工具是性侵高发地。据2014年广州高校女大学生调研报告，有近90%女大学生表示身边的女性同学或朋友有受过性骚扰的经历，可以多选的调查选项显示，性骚扰发生的场所集中在公共交通（公交车、地铁和火车等）（86.9%），其次是洗手间（29.9%）、办公室（23.4%）。而一个更大范围的“性骚扰行为北上广市民看法”民意调查（2012年11月）称，有48%的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年轻女性认为性骚扰行为近三年来增多了，平均每十个受访女性中就有一个曾遭受到性骚扰，公交车、地铁是性骚扰最多发的场所。

在公共交通系统被性骚扰时，女性当事人和旁观者都是什么态度呢？对于当事人来说，一般是忍气吞声或者躲避，而旁观者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样一个“忍气吞声”的群体比例并不小。去年，法治周末的记者采访了9名遭遇过性骚扰的女性，在遇到不法侵害时敢于大声维权的仅有3位，其余都选择了默默承受或逃避。这并不意外，在日本、英国、我国香港地区等地的调查中，采取消极态度的女性当事人也是大多数，一般能躲就躲，谈不上什么惩治侵害者。这是因为许多女性对被非礼一事羞于开口，又或者认为性侵取证很难，并没有信心告倒不法分子。

倘若忍不了也可能变成极端的暴力事件，骚扰者反倒更嚣张

不过，尽管很多女性都采取消极反抗的策略，中国内地媒体报道过的几起由此引发的暴力事件却在别的国家和地区少见。法治周末采访的一位张小姐就是这么说的，“在公交车上遇到性骚扰，其实很想大声喊，但就怕没人管，自己再被打，新闻不是就报道过因反抗性骚扰而被殴打的事吗。”这位张小姐确非危言耸听，例如去年，一名39岁的武汉家庭主妇在地铁被性骚扰，她出言反击，却被男子殴打，周围无人帮忙，到站后她扯着男子的袖子高声求助，连保安都未有所行动；而在今年5月份，在北京亦庄地铁站，一名15岁的小姑娘因为感受到自己被性骚扰，愤而追下地铁找该男子理论，结果被拳打脚踢，该男子直到被警方控制还坚称自己喝醉了，不小心碰到，被冤枉了，打得有理。旁观者被打的案例也有，也是在去年，在北京地铁八通线，一名见义勇为的男子及时阻止了性骚扰，大喊一声：“姑娘要报警，我可以作证。”却在事后遭到报复性扭打，没有其他乘客帮他。

通过以上几个极端的案例可以看出，比福州公交上发生的更不正常的公交性骚扰案例也还有。而福州案中，起码有个敢于行动的司机。要知道，曾经发生过这样的“奇葩”事件，一名女子在公交车上睡着结果被猥亵者精液涂身，惊醒的女子抓住男子请求司机不要开门，去派出所，司机却不理会，直接让她“不要吵”。

切勿纵容嚣张，严格防治公交等公共场所的性骚扰太必要

不能是呼吁女性“保守着装”这么简单、粗暴的治理思维

2012年，有城市的地铁直接劝一些女孩不要“着装暴露”，以防止骚扰。女权主义者针锋相对，推出了“我可以骚，你不能扰”的口号。的确，在许多人的直观认识和一些学者的调查中女性暴露的着装和性骚扰有关联性，不过并不能总结为这是因果关系。而普遍经验是，在许多着装保守的国家，女性被性侵得一样厉害。例如联合国都曾经针对埃及的性骚扰问题做过报告，结果是，埃及99.3％的成年女性遭受过各式性骚扰，82％的成年女性认为自己在大街上不安全。当然，最重要的是，大家在讨论议题的时候，往往把少量情形给普遍化了，夏天里，女性确实穿着清凉一些，但是就像福州公交性侵案一样，白衬衣和牛仔短裤远谈不上什么暴露。成天让女性长衣长裤就是解决之道么？而一旦把问题都归结到“女性着装”上，往往就把公共责任和制度建设给推到了个人身上，从而逃避问题。

实际上，那些对公共场所性骚扰立法和执法很严厉的国家和地区，都没有依靠让女性“保守着装”来解决问题这样的思路。例如在香港，任何人在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巴士、铁路、轮船等），对他人作出猥亵侵犯，一般情况下会被判十四至二十八天监禁，实时入狱。如再犯者，则提高刑罚为二至六个月。就算初犯、认罪态度好，也要被收监，很严厉。香港大律师翁静晶在一篇名为《非礼罪》的短文中进行过解释，这背后的精神，乃是尊重女性之“合理期望”，在乘搭交通工具期间，可受到相关保护，能够在安全情况下抵达目的地，而不应受到滋扰。情况有别于其他公共场所，这种“期望”比起身处于夜总会、酒吧或卡拉OK等消闲娱乐场所，理应得到相对较高的“保障”。

需要的是更加严厉的制度建设，甚至专项行动

事实上，在公共交通系统发生的性骚扰一般被称为“陌生人性骚扰”，有别于职场等场合的“熟人性骚扰”。而公共交通系统是陌生人性骚扰发生率最高的地方，原因就在于在这些地方，一般都人流拥挤，很容易让人浑水摸鱼，也不好举证。越是这样，就越需要打击。否则，沉默只会纵容嚣张。而在我国，比较尴尬的地方是，公共场所性骚扰的立法非常滞后。一般也就进行一下行政处罚。例如2012年，在广州地铁内一名“色狼”当众摩擦女性臀部并且射精，如此恶劣的行径，最后却只被处以10天的行政拘留。

制度建设还体现在执法方面。在英国，警方也发现在许多的性侵案件中许多女性不愿意报警。于是，英国交通警察干脆效仿美国波士顿同行的做法，展开了一项名为“守护工程”（Project Guardian）的专项行动。在行动中提供了专门的联系方式，鼓励平时被性骚扰的女性提供线索。大张旗鼓地打击典型案例，做宣传，对于性骚扰案件中的潜在加害人是有震慑作用的。

制度建设也体现在公共交通设施建设方面。例如在日本等一些地方就干脆建设女性车厢。又或者贴显著的标识来提醒潜在受害者和加害人。香港等地也在强调对公共交通系统职员的培训，让他们可以做出专业的反应和引导。而在台湾地区也有专门的一套“法律”，去年的一个案件中，女中学生被性侵向司机求助，司机就非常训练有素地锁上车门，开向警局。可是在中国内地，像是本文中这位司机这样为乘客提供帮助的公交系统工作人员只是少数，全靠个人觉悟，所以他所在的公交公司也是准备树立和表彰一个“见义勇为典型”。

如此，才能有一个旁观者能够站出来的氛围

在“我可以骚，你不能扰”事件中，一时间，一个公共问题却有发展为性别大战的趋势。关于性骚扰防治这个非常重大的公共议题却被湮没在了口水战中。事实上，防治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性骚扰需要的是两性的理解、合作，而不是对立。的确，在国内外所有的调研中，性骚扰的受害群体绝大部分是女性，而作奸犯科者绝大部分是男性（甚至美国等地的调查发现，针对受害者是男性的“陌生人性骚扰”事件中，大部分的骚扰者是男性）。但是，那部分男性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许多地方的经验都是男性对于打击性骚扰的贡献很大，甚至国外的一些防止性骚扰公益机构的捐助者有很大一部分也是男性。

而和“招远命案”等需要见义勇为者冒着生命危险的事件不同，纵然有极端的案例，但是更多情况下，阻止性骚扰并不需要太高的要求。在许多的实践中也是，一般女性喊出来或者躲避，施害者也不会追，相反会觉得非常尴尬。因为“陌生人性骚扰”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有心理疾病，日本的一些研究认为这类人其实平时比较胆小、自卑，另一类则是在公共交通工具这个特殊的环境上色心突起，想占便宜。所以喝斥多数情况下就是管用的。

当然，要有人站出来，需要创造的就是一个氛围，如果认为“性骚扰”没有什么大不了，又或者只有一个人行动，旁人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再或者好心人站出来后却得不到后续的官方机构的帮助、接待和处理，自然就只能看着骚扰者嚣张与逍遥。从而也纵容了更多法律意识淡薄的潜在施害者和连续施害者。像是同样是福州，前几天就有网友拍到一个公交性骚扰者，结果大家发现，他竟然十年前就开始了龌龊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