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声：中国何曾不知日

by 作业本 · 2014 年 07 月 08 日

【导读：李长声先生长年侨居日本，瞧它瞧了二三十年。他生活在日本，为生活而观察，而学习，而且有一点研究。把体验和心得写出来，既不是走马观花，也不用妙笔生花，无非要告诉大家一个活生生的日本。日本是这样的！】

从陈寿《三国志》算起，中国人写日本已写了两千年，年头比日本人写他们自己长得多。日本人总爱问我从哪里来，所谓日本论、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世界上最早的，就是这《三国志·魏书》当中的两千来字，“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妇人不淫不妒忌”云云。

它记下倭国“人性嗜酒”，虽然在武则天篡唐为周的时候改叫日本了，但时至今日，这话也说得没错，下班后成群结伙喝个醉仍然是东洋一景。有陈寿的史笔，日本人才得知自己祖先在公元3世纪是什么样子，但前些年有个叫西尾干二的，跳出来“新编历史教科书”，出版了一本给国民看的历史书，抢眼一时，说《三国志》关于倭人的记述没有史料价值。日本人疑惑《三国志》，理由之一是中国至日本的航海路线难以坐实。原因归罪于中国，却忘了唐人早说过他们不以实对，山在虚无缥缈间。否定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并非始于此西尾，这既是给自己打气，又是一个方法论，日本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贬低、否定、破坏中国文化来建立的。

倭人在大海之中，古时候我们不关心。遣唐对于日本来说是历史上的盛事，但唐人王维说“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刘长卿说“遥指来从初日外，始知更有扶桑东”。到了宋代，日本刀、日本扇进口了不少，欧阳修浩叹：商人弄来这么把短刀有什么可说的！想当年徐福去日本，始皇帝尚未焚书，但日本把他带去的那些逸书据为己有，不许再传回中国。长达千余年，倭人、日本人冒着生命危险渡海到大陆取经，而中国不必学日本。水往低处流，文化交流基本是单向的，这是正常的历史进程。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研究中日之间古代文化交流也重视起日本文化向中国的输入，这不过是在友好的题目下做文章罢了。或许有助于友好，但文化交流的研究不是为编写一部友好史。日本终于赶超了中国，一场甲午战争把中国人打得正眼看日本了，胡适小时候作文也得“原日本之所由强”。中国人看明白日本学了西方才强大，去日本留学就直奔主题，通过它学习西方。至于不如人家学得好，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中国学什么主义也是学不好的。

认识日本及其人以及文化，好些中国人至今犹看重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与刀》。它确是经典，但毕竟过去五六十年，出版时当今首相安倍晋三还没出生呢。人们读它的收获好像主要是一个生动活泼的论点，即日本文化具有两面性。书中说的菊，并非指皇家的标志，乃是用铁丝把菊花造型，以养菊的爱美对比以刀为荣的尚武。关于日本人的两面性，唐人早已指出过，例如包佶写诗送阿倍仲麻吕（晁衡）回国，说“野情偏得礼，木性本含真”。还很“野”的时候就跨越地学会了中国的“礼”，而那种“木性”现今也常被在日本给他们打工的中国人笑话。日本的一些优点，譬如拿来主义，善于学习，不过是一种习惯，谈不上多少思想，而且是中国帮它养成的。处于原始时代，旁边就有了一个那么发达的文化，自然会不由自主地伸手拿来。养成了习惯，后来看见西方有更好的东西，也什么都拿。社会一旦形成了某种体制，就未必还那么宽容，因为拿来主义对于社会的稳定也可能是一个破坏。日本战国时代织田信长组建洋枪队，长筱战役用三千杆洋枪击溃武田胜赖的强悍骑兵，德川家康也率军参战，但江户时代二百余年基本未发展洋枪洋炮。

《菊与刀》问世十年前，周作人写道：“近几年来我心中老是怀着一个大的疑情，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是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说是奇迹。”本尼迪克特用文化人类学解开周作人的疑情：这奇事的根由在于欧美文化是良心大大地好的“罪文化”，而日本人总得有人盯着指着才知“耻”。

更早些时候，一九二八年戴季陶出版《日本论》，写道：“日本封建时代所谓‘町人根性’，一方面是阴柔，而一方面是残酷，以政治上的弱者而争生活上的优胜，当然会产生这样的性格。现在日本的实业家里面除了明治时代受过新教育的人而外，那些八十岁级的老人里面，我们试把一个武士出身的涩泽，和町人出身的大仓，比较研究起来，一个是诚信的君子，一个是狡猾的市侩，一个高尚，一个卑陋，一个讲修养，一个讲势利，这种极不同的性格，就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出武士、町人的差别了。”从社会阶级看透日本人的两面性。近代以来大和民族的两面性是武士与町人（商人工匠等市井之人）的合体，“现代日本上流阶级中流阶级的气质，完全是在‘町人根性’的骨子上面，穿了一件‘武士道’的外套”。诚信、高尚的品格是德川幕府用儒家思想对武士进行改造的结果。清除武士的“武”，那种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带过来的野蛮的杀伐之气，修养成“士”，以充当领导阶级。明治天皇复辟后接连兴战，鼓吹武士道，我们知道的武士形象就一副野相了。

哪种文化都具有两面性，非日本独特。民族的两面性不一定分明地体现在一个人身上。鲁迅在《一件小事》里写了车夫和老女人，这两个人物合起来表现出中国老百姓的两面性。一方面高大得“须仰视才见”，另一方面“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倘若他当年更无情面地解剖那老女人的可恶，或许当今中国不至于有满街的“扶不扶之惑”。鲁思·本尼迪克特没到过日本，著作中令人目不暇接的事例好些是得自俘虏或文学作品。戴季陶在日本前后生活过八年，更作为孙中山的翻译、秘书接触过很多日本要人。有日本学者认为戴季陶《日本论》具有体系性，足以比肩《菊与刀》，某些地方更凌驾其上。或源于历史，或意在取巧，中国人观察或研究日本多偏重文化或风俗，近现代人们更关心政治、经济，却天然是西方人的擅场。

不过，中国人看日本，也确实有几个毛病。其一是先天的：一说日本就扯到中国，好像除了漫画，满日本看见的到处是中国文化。中国人在日本很快就学会弯腰蹶腚，而西方人不会，日本人学他们握手，这正是中日文化同根的现象。但过河为枳，何况过了海。“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不能用中国人的眼光和心思一厢情愿地诠释日本。例如有文章介绍皇太子的女儿上学也得跟普通人家一样带饭盒，写这么一句：吃的自然是冷饭冷菜。这是用中国“冷”观念描述日本，拉家常似的，就误导了我们的认知。日本人自古好生冷，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和食几乎除了大酱汤，没什么趁热吃的饭菜。中国人说道日本文化常常露怯在中国知识上，甚而骂日本反倒骂到了自己的老祖宗。

又一个毛病像是后天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好，打鬼借助钟馗也好，当我们谈论日本时我们在谈论中国。这使我们偏激，凡事都说日本好。看现实的日本也需要把它放在日本的历史当中看。譬如有一位名人说：二战前的东京没法子跟上海比，但现在中国没有哪个城市能够跟日本随便哪个城市比。恐怕事实是二战前的东京没法子比的是上海的租界，不是笼统的上海。东京遭受过几次大破坏，有自然灾害（关东大地震），有战争（美军大轰炸），也有一九六四年东京奥运会前后的建设性破坏。一九七〇年代开始对改造城市反悔反思。田中角荣的“日本列岛改造论”思想曾支配战败后日本，收购土地，用税金修路，通车，建高尔夫球场、休闲设施，获得莫大的利润，使生活便利而丰富，另一面却破坏了美丽的自然。就是说，安倍晋三笔下的“美丽日本”远不如过去。

听说国内有这么个妙论：不管你多么厌恶日本，去一趟就喜欢了。真就有报道，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参观日本，看见街上没有穿军装的，军校里不讲军国主义，感动得回国就要送女儿去日本留学。倒是女儿说：你怎么去日本一个星期就变成亲日家了？这样的亲日家再浅薄不过了，恐怕底子就是个愚民。有位叫莫邦富的，侨居日本三十年，作为独立媒体人活跃在日本主流社会，不久前撰文，道破了“日本旅游业歧视讲中文的客人”，这恐怕是那些哈日（听说又叫向日葵了）的游客都浑然不觉的罢。日本人常说自己是小小的岛国，这是长久跟所谓地大物博的中国相邻而形成的传统观念。放眼世界，日本并不小。所谓“兰学”启动日本走向近代的文明开化，这个兰就是荷兰，它的面积还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人口密度大得多。日本的陆地面积在世界二百三十国家中位居六十二，比德国、英国大，比韩国、朝鲜合起来还大。我们对日本的认识每每是传闻，叫它小日本，但若真以为小，那就有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