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7日，距新中国开国大典还有八十五天的时候，后来被选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广场首次奏响。
“七七”十二周年纪念日的晚8时，北京市(当时还叫北平市)二十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七七”抗战十二周年集会。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等领导人一起出席了此次纪念集会。
这次大会就是在《义勇军进行曲》军乐声中开始的。主席台上奏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广场上同时鸣放了四十九响礼炮(取“七七”四十九之意)。当年的新闻报道里对此曾有描述：“巨大的礼炮声中，主席台上奏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每个人都激动紧张地回忆起十二年来的斗争……”
《义勇军进行曲》演奏完毕之后，“全体与会者起立，向抗战中死难烈士静默致哀”。
显然，只有当时国人心中最熟悉的抗战歌曲，才能作为“抗战之声”的最杰出代表成为这个庄严肃穆仪式的开篇。《义勇军进行曲》在这一晚成为了“七七”纪念的主题曲。这一历史细节显示，《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是符合“抗战之声”的最杰出代表这个身份。
又过了八十三天以后，1949年9月28日的《人民日报》发布了“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的消息，从此这首歌响彻新中国。而当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以“新华社答读者问”的方式回答为什么采用这首歌为国歌时，用了个简洁的说法：“《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
成为国歌前，聂耳的这最后一首作品(图1)就已是中国最流行的歌曲了吗？让我们翻开尘封的史册，寻找当年的记录——
到了全面抗战的第三个年头，1939年，国际著名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当年写成的《人民之战》一书里以这样的言辞形容这首抗日歌曲的流行程度：
“东北人民为摆脱日本的枷锁而英勇斗争，在他们那勇敢精神鼓舞下，产生了这首激动人心的歌曲，使举国奋起，众志成城……《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就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浪潮不断高涨的历史。这首歌的曲和词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之中。
从前线到大城市，从城市到最遥远的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首歌，都会唱。”
同样是在1939年，著名音乐家李抱忱先生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之约，主持编辑了英文版的《中国抗战歌曲集》。他于次年写了《编辑英文版中国抗战歌曲集的经过》一文，发表于桂林版《新音乐》1940年4月1卷4期。文中指出了编此歌集的目的是“使外人知道我们广大的民众都在唱些什么歌”，“选择的条件主要有两个：第一必须流行，第二必须优良”。那么，这本歌集选出的“广大的民众都在唱”的许多首歌里面，是否注明了哪首最流行呢？答案正是《义勇军进行曲》。歌集的注解是这样写的：
“此歌原用作电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这激动人心的‘痛苦和愤怒的呐喊’像大火席卷全国，现在仍然是中国最流行的抗战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甚至还成为别的抗战歌曲流行程度的标杆，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注解这样写道：“此歌的普及程度可能仅次于《义勇军进行曲》”。如果套用时下的网络语句，这句话的意思是《义勇军进行曲》在当时已是最普及的歌曲，是“没有之一”的。
实际上，《人民之战》一书里说人人会唱《义勇军进行曲》，这并不是孤证，就在此前一年的1938年，著名的教育家丰子恺写出了《谈抗战歌曲》，可以成为一个佐证：
“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于村夫牧童之口。都市里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根据上述记录，《义勇军进行曲》在1949年7月7日成为“七七”纪念仪式的主题曲是名至实归的，后来成为国歌更是历史与现实的一次伟大的呼应。
而这首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事迹中产生，成为国歌前已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在今天仍是时代的最强音。田汉书写的歌词随着聂耳创作的旋律(图2)，将永远激励国人们从危难中“起来”，向胜利“前进”。
作者：胡卓然，专职历史工作者，抗战史研究者，著有《敌后传奇：中日稀见史料对照下的红色抗日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