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奇迹”所缔造的韩国“经济巨人”，既有强大的一面，也有十分明显的“阿喀琉斯之踵”
当现任韩国总统朴槿惠在今年2月25日，即她本人执政一周年纪念日发表《为实现经济大腾飞的经济改革3年规划》，并响亮喊出“第二次汉江奇迹”口号之际，人们不由得立即联想到第一次“汉江奇迹”，而“第一次”的缔造者，正是韩国历史中极富争议的政治家、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前总统。
尽管对于朴正熙在政治上的表现，韩国人素有争议，甚至可以说毁多誉少，但对于他所启动的“汉江奇迹”，韩国国民素来给予高度评价。无论如何，经过朝鲜战争的破坏，60年代初的韩国满目疮痍，1963年人均GDP仅100美元/年。通过“汉江奇迹”，韩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和战争受害国，一跃成为具有较完整工业体系的现代化国家，2005年人均GDP超过16000美元/年，突破了发达国家的门槛，成为“四小龙”中唯一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一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韩国经济一度也受到很大波及，但很快便基本摆脱了影响，重拾上升通道，韩国内外普遍认为，这一令人刮目相看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拜“汉江奇迹”所赐。去年从未从政的朴槿惠在大选中脱颖而出，评论家同样认定，这在某种程度上，要拜选民感念“汉江奇迹”所赐。
然而一年过去，韩国人也好，境外观察家也罢，对“汉江奇迹”的评价又重新变得审慎、冷静起来，他们对“新汉江奇迹”的蓝图也明显变得小心翼翼。毕竟，“汉江奇迹”所缔造的韩国“经济巨人”，既有强大的一面，也有十分明显的“阿喀琉斯之踵”。
阴魂不散的财阀
即便对“汉江奇迹”推崇备至的人，提到“财阀”二字也不能不皱起眉头。
和日本财阀普遍具有悠久血脉传承不同，韩国财阀普遍“年轻”，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汉江奇迹”一同崛起的。
当年朴正熙为实现经济“大腾飞”，利用军政府的特权扶植若干财经家族，使之在资源、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处处得到关照，在短时间内形成了对韩国经济命脉的垄断。这样做的目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避免有限的资金、资源被浪费到次要领域。在这种财阀垄断一切资源的体制下，韩国在特定阶段集中“突击”特定产业，如60年代的纺织业、70-80年代的造船、钢铁、化工业，90年代中期后的汽车、电子、通讯业等等。
财阀和政府权力的联手，令后者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持续高速发展，也令前者获得了开拓国内外市场、排斥竞争、推行垄断的良机。上世纪末，韩国政治上实现转型，民选政府取代军政府，政党轮替逐渐成为常态，而此时的财阀却依旧保持着古老的家族管理体制，并且因其在经济上的垄断性，成为令政府头疼的因素。
一般认为，韩国有三星、现代、大宇、乐喜金星和SK五大财阀，此外还有韩进、韩华、乐天、GS等规模较小的财阀，其中仅三星一家，年销售额就占到韩国年GDP总量1/4左右，五大财阀合计，竟占据了韩国2/3的GDP总量。
即便在“汉江奇迹”最激动人心的时候，人们对财阀体制的弊端也渐渐看得清楚：财阀制度的过度垄断，削弱了韩国的竞争力和创造力，严重影响了韩国经济的后劲；由于将太多的“鸡蛋”放进有限的几只“篮子”，也无形中削弱了韩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近年来韩国经济表现虽然尚属良好，但GDP增速实际上已降至2-3%的常态，虽在全体国民努力下避免了更大的冲击，却也在电子产品更新换代、造船业陷入产业性萎缩等“节点”，遭受过相当程度的损失。
如果说，在朴正熙时代，“强势政府”和“强势财阀”间，构成微妙的平衡，确保了资金、市场和权力的“合力”向最有效方面投入，那么当政治体制已走向民主，经济体制却依旧保持家族垄断式财阀体制的今天，财阀们往往会凭借自身的垄断地位、财势，迫使大量资金、资源向有利于自己、却未必有利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利益的方向倾斜，并造成大量不良债务的堆积。
第六共和国体制下的韩国，总统任期5年，任满不能连任，总理则由总统提名，只是象征性的人物，总统虽有足够行政权力，但在特殊体制下受到诸多制约，且无法确保政策的持续性；与之相反，并未实行“民主化”、“现代化”的财阀，反倒可以发挥家长制“出招快”、“决策及时”和权力集中的特性，见招拆招地对政府政策导向“挑肥拣瘦”，令政府感到尾大不掉。
对于此，政府并非不明白，但一来如前所述，特殊体制下政府对财阀制度难以构成持续有效的压力，如金大中、卢武铉两任政府均提出“财阀现代化”，要求各财阀剥离无关领域，任用非家族的专业人员，加强财务管理等等，在上述努力下，现代、SK的会长都曾吃过官司，现代集团还被“一拆三”，最大财阀三星老会长李健熙也曾因逃税被指控。但这种打击都难以持久产生压力，如三星的李健熙在李明博上台后就被免于起诉，2008年4月虽宣布辞职，实际上仍是“三星共和国”的当家人。今年5月，72岁的李健熙因心脏病突发入院治疗，呼之欲出的接班人，仍毫无悬念的被圈定为其46岁的儿子李在镕。
许多分析家并不看好朴槿惠“抑制财阀”的政治表态，并指出上任后她曾多次公开向财阀示好。道理很简单，尽管对财阀制度的种种弊端心知肚明，但只要韩国政府一天需要财阀拉抬经济指数，他们就一天不能对财阀制度动真格。
脆弱的中小企业
朴槿惠的“3年规划”着重谈到扶植中小企业，而韩国朝野更热衷于高呼“中小型企业是韩国心脏”的口号。
从纸面上看，韩国中小企业的确在近年来受到许多政策支持，联合国经合组织数据显示，韩国政府近年来为中小型企业所提供的政府合作发展项目，已超过1300个，而朴槿惠在“三年规划”中更承诺，将通过给天使投资人减税，为创新“孵化器”公司提供贷款等措施，扶持中小型企业的发展。
但正如一些韩国评论家所指出的，“反复强调‘做大做强’，恰表明实际上很难做到这点”。一些分析人士指出，韩国中小型企业和欧美、甚至日本同类企业比，在提供有竞争性产品，发展创新能力等方面，实在是乏善可陈，他们也普遍不具备强大的市场活力和高成长性——而上述种种，本应是中小企业的基本特性和安身立命之本。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汉江奇迹”以来的韩国经济始终是“财阀主导型”，通过对市场甚至“游戏规则”的垄断，各大财阀可以毫不费力地摧毁任何一间试图凭借创造性和特殊技术优势取得市场占有率的创业者，并令这些创业者及其背后的天使投资人血本无归。不仅如此，大财阀所能提供的收入、福利待遇，也足以将大多数高级人才吸引到财阀内部（哪怕不得不忍受“玻璃天花板”），并打消他们“独立创业、闯出一片天下”的“不当念头”——因为闯也白闯。
这种严峻的态势造成了恶性循环：因为自主创业艰难，中小企业生存不易，他们很难获得必要的资金、人才和技术投入，而缺乏资金、人才和技术的持续投入，这些中小企业和创新企业就更无法在大财阀的泰山压顶下，寻找到生存的缝隙
这种现象甚至并不仅局限于本土：在中国山东，泰国曼谷和印尼等地，2007-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都出现因资金链中断或目标市场萎缩，抛弃工厂、员工不辞而别的韩国小投资人，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一方面体现了韩国中小企业实力的虚弱，另一方面也是它们长期被大财阀压制，从而养成容易放弃习惯的体现，而它们的这种表现，显然会引发东道主们的反感、厌恶，从而令这些韩国中小企业即便在海外也步履维艰。
令人唏嘘的是，这些前途渺茫、成长性令人失望的韩国中小企业，竟贡献了韩国就业率的87%，这，或许是“汉江奇迹”的又一个阿喀琉斯之踵。
一言难尽的民族性
韩国人坚韧顽强，吃苦耐劳，有令人称赞的纪律性和责任感，这被认为是“汉江奇迹”实现的基石。英国经济杂志《经济学人》曾将这种民族性概括为“只要做就可以”，即韩国人普遍相信一个社会公认的阶段目标，认为自己无需考虑“为什么要这样”，而只需达到这些阶段目标，就一定能获得公认标准的“达标奖”。
在“汉江奇迹”和大财阀时代也的确如此，工作、加薪、升职……一切都是以诸如文凭、学历、资历……等阶段目标为标尺，进行约定俗成分配的，除了那些被默认由财阀或特权阶层所垄断的资源、职位外，其余大部分资源、财富、饭碗……也都是用这种近乎做选择题的方式来分配，大家都认为这样很公平——得到是因为已获得相应资格，反之则要为获得这一资格去“做”。
但正如许多头脑清醒的经济学家所指出的，这种“只要做就可以”的逻辑，只有在整个经济、社会不断爬升的氛围里，才能成为普遍现实，而如今韩国已突破发达国家门槛，进入无所借鉴模仿、必须靠自己创新、探索的新阶段，即便人才济济、资金雄厚的财阀，也对“今后该做什么”茫然不知所谓，在失业率提升、发展方向不明的今天，社会上已普遍出现“为什么做了也不行”的抱怨、质疑，这种抱怨、质疑一旦遇到合适土壤，就会发酵、蔓延，从而对“汉江奇迹”的基石构成严重威胁。
长期习惯于按部就班，在秩序下行事，做分配的任务，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起飞阶段，产生了巨大的“加分因素”，却也在不知不觉中削弱了整个社会的竞争意识，在守成阶段，人们宁可竭力求稳，保住可望可及的实际利益，也不愿挑战莫测风险。
甚至政府的调控也同样如此：金大中-卢武铉时代对大财阀的分拆最具魄力，分拆方案却是将一个多种经营的财阀，分拆成若干单一经营的财阀，而回避了如美国分拆AT&T式“人为制造市场对手”的选项。朴槿惠上台后虽强调“抑制财阀”，并提出种种改革方向，却同样对“培育竞争”只字不提。
作者：陶短房，知名专栏作家、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