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本的铁棍、范佩西的木棍，都是用来暴揍亨特拉尔的道具，直到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荷兰锋线小字辈用一条电棍方才扭转了战局——这就是“三棍传奇”的故事主线。这则“源引”了范博梅尔、克吕尔、海廷加等球员引语，“标注”了荷兰足球报报道、西班牙阿斯报记者、某内部人士等出处的神文，诞生于2012年欧洲杯期间的中国某体育论坛。很遗憾，时隔两年的巴西世界杯上，被国内某纸媒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上了报纸，并署上了特派记者的名字与里约热内卢专电的电头。一时成为笑谈。
这是一起“不幸”的事故。
不幸在于，当事人无法一眼辨别细节之伪（精贵的职业足球运动员怎么可能扛得过铁棍电棍不止一次的击打）；不幸在于，如何一条线索都没有经过最简单的核实（查阅一下英语新闻就几乎可以直接得出结论）；不幸在于，居然通过了三审流程刊发见报（是前方记者所为还是后方编辑部署名作品，尚待考证）；不幸在于，这是原创于国内论坛的戏谑之文，可以被轻易找到出处而得以实现“证伪”；更不幸的在于，这一起以及此前很多起事故，都缘于国内传统媒体在体育新闻报道上几近畸形的行业价值取向。
【“猛料”成了行业考核体系的最重要标准】
虽然对于国内传统媒体在诸多报道内容上同质化的批评由来已久，但恰恰是体育新闻、尤其国际大赛报道这个领域，让很多人体查到了追求异化与相对自由的空间的可能性。十几年前初涉此行时，追求独家早就是业内的潮流，这本无可厚非，但“幕后”资源本身的稀缺性（甚至可称“不可为性”）与整个行业内外对其的无比向往，形成了不可化解的矛盾，最终让人失去理智。
这种趋势甚至发展成对公共信息的莫名“抗拒”。2002年曾发生过一个段子式的故事：在国足出征世界杯前，中国足协高官将所有队员与教练组成员聚齐招开新闻发布会，该官员开诚布公地表示：“今天我把所有人都带来了，不设时间，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地提问。”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次史上最齐全发布会只有寥寥数人提问便陷入了沉默，百思不得其解的官员刚宣布散会，记者们便蜂拥而上将球员教练分而围之，提问滔滔不绝，此时他方才领悟了“原来不是没问题问，只是不想回答被所有人分享”的原因。
对新闻发布会、混合采访区这些公共信息场合的冷漠，已经成为业内常态，心态无非有三：
第一，不会问或懒得问，我不问也会有记者问；第二，问了也被其他人听到，不如不问；第三，就是不问也不去，反正过会儿也能从网络记者这些“会走路的录音笔”那里得到信息。
再往深里追究，在这个已经为“独家新闻”挠破了头皮的行业小族群中，没有多少人再会因为善于从公共信息挖掘素材、因为善于数据分析（数据又何尝不是一种公共信息？）、因为善于观察与分析而得到认可，体系内的考核标准完全倾向于被冠之以“幕后猛料”的文章与作者，处于上游的领导层主观鼓励、客观盲目，这种自上而下却又不切实际的推崇导致了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2002年世界杯前后可以被视为这股风潮的起点。某体育专业报记者撰写的米卢赛前彻底不眠的文章一度传为“美谈”，充满镜头感的细节描写，或许只有同屋人才能得以观察到；其后，仍是某专业报的一篇菲戈专访，被竞争对手拿去逐字翻译给葡萄牙人听，引得“当事人”公开点穿了骗局——这些“私事”当然都不可能通过公共信息的开发而获得，在被揭穿前，都非常符合当时媒体们“唯我独享”的价值取向。遗憾的是，事发后并未缓和对不切实际的独家新闻的追求，甚至被理解为涉事者“倒霉”：若非摊上竞争对手的举报，又怎可能被证伪？
于是在日后的世界杯等顶级赛事的报道中，“神事”总会被中国记者摊上，“没有最神，只有更神”。或许也是拜中国足球队的低迷所赐，他们若是晋级大赛，赛事报道必然以国足为主旋律，造假很难随意，毕竟“当事人”无需举报翻译就可能看到。而没有了中国队，世界杯报道只会更自由、更肆意，更无拘束、亦无畏惧。
【你想象中的世界杯采访该是如何景象？】
对于世界杯的赛事报道权，绝大部分局外人一无所知。
所有国际足联下属的协会国（或地区），都会分配到若干个持证文字或摄影记者名额，以中国队无法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尴尬身份，中国近几届世界杯所得名额均在七八十个（持权转播商央视与国际通讯社新华社的名额不占此列，由FIFA另行单独分配）。今届巴西世界杯因为组委会提出接待能力有限而削减了不少记者证数量，分配至中国足协手头的名额不超过五十个，另有若干媒体通过合作方与赞助商渠道取得了部分证件资格，总数也就八十来位。
虽然这几十人可以享受到官方媒体权利，但也着实没太多值得高兴的，比起国际奥委会在奥运会上提供的ONS（奥林匹克新闻服务），国际足联的媒体服务简直惨不忍睹：除了从城市交通枢纽到比赛场的媒体班车，只能申请比赛门票、赛后发布会及混合采访区入场券——所有申请记者大致以国际著名媒体、参赛队所在国媒体、东道主媒体、参赛队所在洲媒体以及“其他”这几档顺序分档，居前者优先考虑。
以中国记者身处末两档的处境，大多事先的申请会被婉言谢绝，只能提前三五个小时到达赛地，在现场新闻官处登记上“等候名单”，通常球票仍有机会获得，但安排的座位与球迷无异，全无写作台、监视器等辅助设备。至于有严格人数控制的赛后发布会与混合采访区，得到入场券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除了比赛，还有一些诸如FIFA官方新闻发布会、各参赛队的公开训练课甚至是裁判员集体训练的采访机会，但无疑，凡此种种，都是不那么“受欢迎”的公共信息。
中国纸媒与网络媒体向世界杯赛地派出的特派记者总数，每每数倍于分配所得的记者证数，除去持证人员，其他无证者持旅游签证或商务签证入境，也许可以通过种种方式获得几张球票（球票也往往是世界杯最不用担心稀缺的资源），但他们连那些公共信息资源都无权享用，不过与球迷同等待遇，用行内的话说，是去现场“扫大街”。
“扫大街”也许除了垃圾也能扫出钱包，但这更是极小概率事件。若是派出机构领导开明，明白所谓“特派记者”无非是一个“我在现场”的标签，为属下记者大大减负。我曾有一同伴，采访世界杯每日写游记即可完成任务，但此桩任务亦非可以轻易完成，世界杯涉及十余座城市，城际往返异常困难，囿于中国派出记者微薄的出差标准又几无可能随到随住——依上一个版本《临时出国人员费用开支标准和管理办法》的标准，巴西的每晚住宿费仅为55美元，虽今年起执行高得多的新版本，但又有几家困境中的传统媒体愿为派出记者多开翻倍的预算？若是领导不明白“扫大街”的真实含义，扎堆住在宾馆、外出只能会会各国球迷的特派记者，只能靠一条网线联通世界，再不幸遭遇竞争压力大、任务逼得紧的窘境，“逼良为娼”不难理解。
这年头究竟还有独家新闻吗？有。但在信息更透明的今天，得到独家新闻需要更多努力与策划，以及一些运气，也需要机构有足够的资金与制度支持，以便记者能在一次次真正的赛事报道中升级成长。
平时死摁在家里视野有限，时隔数年才如恩赐般给予一次大赛采访机会（还极可能无证“扫大街”），显然没可能制造出看到并找到独家的机遇。一位尼日利亚记者有机会挖掘到并发表出有关中国乒乓球队的一手猛料吗？几乎不可能，除非太多的偶然因素叠加在一起。同理，顶级水平的足球运动或者足球新闻，也距离中国传统媒体有相关的距离。幸运的是，尼日利亚记者不会被要求去寻找中国乒乓球的内幕，而中国记者却时常背负着任务去发现足球世界的秘密。
当然，这绝不代表我们这些从业人员应该就此放弃对专业主义的追求。专业主义精神同样可以体现在对公共信息的挖掘、体育数据的分析以及观点的提炼，这些需要耐心与积累，也不需要“我在这里发回报道”的标签同样可以实现——这好比文学不仅仅只有小说、散文与诗歌，文学翻译与文学批评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目前这个过分追求独家新闻、并将“独家”与八卦秘闻划上等号的大环境中，忠实原则的写作者越来越少，想象力十足的小说家空前繁荣。
作者：沈雷，上海文汇报体育版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