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的土壤里，误长了进步主义的树。在这棵树上，统计学的花结出了优生学的果——几乎无人意识到其中包含着怎样的逻辑谬误与现实危险。直到最后，当纳粹以优生学的名义屠杀犹太人的事实大白于天下，人们才发现，未经审视的统计学有多么可怕。
实际上，统计学很早就在为所谓的犹太人问题提供解决工具：
早在18世纪，以统计学的名义探讨排犹方案的文章已经出现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到了19世纪，“犹太人统计学”在方法上俨然成熟。《论犹太人问题：统计学讨论》《犹太人问题：统计误差》《论犹太人之命运：生物统计学研究》等等，在欧洲的大学里，诸如此类的论文标题并不罕见。进入20世纪，以德雷福斯事件为标志，欧美的反犹主义掀起空前的狂潮，统计学也为之推波助澜。《犹太人能力的比较分布》《论英国犹太人的比较人体测量》《现代犹太人的种族特征》《犹太种族统计学的内容》等等，而今看来，这些东西像一座座路标，指明了通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道路。
一张1941年制作的犹太人分布图完备地体现了彼时统计学的旨趣。在这张地图上，阿姆斯特丹城市统计办公室按照详尽的人口统计量表，以每10人一个点的方式，将6.5万犹太人标注在地图上。毫无疑问，正是依据这张统计图，不少犹太人化为焚尸炉中的青烟。更荒唐的是，2011年有人发现，那时候的荷兰政府还依据统计图表，向身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收取房屋税、燃气费和滞纳金。
这一切之所以发生，原因相当复杂，绝非一两个线索可以道明。然而，经由统计学改造过的进化论成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巨大隐喻，这一背景无疑是深刻的，且不乏灾难的性质。在这个隐喻所设置的框架中，人们想当然地把社会进步与生物演化混为一谈，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视为天经地义的教条。这种褊狭与错乱的意识，偏偏被统计学家们，特别是生物统计学派的那些人，化约为简洁的公式。由此，统计学家宣称，人类不仅驯服了偶然，而且找到了总揽一切的普遍规律——世界正朝着一个恒定的更高目标前进。在这个世界中，在相互竞争的驱动下，所有生命形成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层级金字塔，拥有最高智慧的人类处于更靠近目标的塔尖之上。
执着于偶然，最终臣服于规律，对于统计学而言，这真是一个不小的讽刺。
事实远远不止于此。由于基督教的背景，西方人将历史看成有着既定方向的进步，这样的观念古已有之。可是，用进步主义本身取代上帝信仰，把它打造成某种普世宗教的核心，却是启蒙运动的功劳。到了19世纪，生物统计学完成了这一工程里技术含量最高，也是最困难的部分。即如何证明，在持续不断的进程当中，个体与群体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因为作为个体，无论你我，总是偶然的、暂时的、有限的存在。归根结底，乃是必死的。进步于如此的你我，本无多少实质的好处。而统计学运用进化论的逻辑，巧妙地将个体的利益置换成了群体的意义。他们用物种、族群、国家、社会、集体等宏大的字眼，来激发、凝聚以及规范微观的个人。总体与样本、同质与差异、常量与变量、正态与异常、均值与峰值、多数与少数、整体与部分、因果与相关、中心与边缘，在统计学思维的指挥下，这些概念轻而易举地就从自然领域切入了社会领域。
20世纪初，统计学家中的一员，著名的群体遗传学家霍尔丹（J.B.S.Haldane）就曾在一篇题为《论适中的尺度》的论文里斩钉截铁地写道：“每一种动物都有一个最适合于其生存的尺度，这一结论同样适于每一种人类制度。”要知道，这一结论确实有统计学的实验数据——霍尔丹按照体格的差异，将大大小小的哺乳动物，包括老鼠、兔子、马，以及人抛进矿井的深坑，来计算过他所谓的“生存的尺度”。
不过，有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达尔文肯定也不是达尔文主义者。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最粗俗的进化论版本，更与达尔文没什么关系。这一点，我在《“进步”的诱惑》里已有说明。达尔文的核心思想始终是“适应”，而非“竞争”。他的进化论中并不蕴含任何诸如道德、社会和历史的人造目标。当年，斯宾塞将他的那套宣扬生存法则、残酷斗争和社会偏见的论文寄给达尔文，后者的答复足可表明一切。
在那封写于1858年11月25日的回信里，达尔文客气地表示，他读了斯宾塞寄来的几篇文章，“很感兴趣”。话锋一转，他强调道：“我仅仅是作为一个博物学家而不是从更一般化的观点来处理这个主题的（指物种演化）；另外，在我看来，您的观点不可能得到改进，不过可能会方便我加以引用……”落款是“请允许我保留/亲爱的先生/真心感谢您的/达尔文。”难怪有学者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概念早就应该修正为社会斯宾塞主义，并应彻底与生物学思想划清界限。（《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恩斯特·迈尔著）
遗憾的是，达尔文的传教士们早已越过自然的边界，贸然踏进了社会的领域。当今天的人随随便便地使用“进化”这个词来谈论生活方式、道德原则、绘画艺术、电影风格乃至整个宇宙的形成过程时，极少有人清醒地认识到，这些说法不过是经不起推敲的修辞。而且由于过于相信这类修辞，人类已经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但是对于斯宾塞而言，统计学就是他所创立的“社会进化论”的修辞。在他眼中，“社会就好比有机体”，一个社会组织跟一个生命组织一样，都得符合进化的要求。而进化，无非是物理定律的表现形式，本质上就是物质的聚集、分化、整合与分解。表现在社会中，则是人口的规模与密度、组织结构的形成与变迁以及权力的集中和分散，等等。要记录和分析如此复杂的现象，离不开统计学的描述。
斯宾塞认为，大量的数据乃是社会学研究的必要前提。为此，他聘请了不少人来收集资料。例如在《描述性社会学》的第一卷里，他就罗列了大量关于英国人的原始数据。包括无机环境、有机环境、社会环境、人的特征等等，时间跨度从公元78年，一直到1850年为止。他对统计的狂热程度绝不亚于“测量狂人”高尔顿。
在长达两千多页的《社会学原理》中，基于大量的统计数据，斯宾塞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来谈论进化和人类基本制度的关系。他认为，社会机构是社会组织的永恒模式，既可以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又可以控制个人和团体的种种活动，并促使整个社会迈向进步。而作为社会机构中的管理系统，权力中心对社会资源的控制，乃是社会存废的重中之重。（《社会学理论的兴起》，乔纳森·特纳等著）
一定程度上，斯宾塞对社会的理解很像一种军事理论——理清所有的社会要素，集中优势的社会资源，去投入一场场连续不断的生存斗争。在这一进程中，精兵强将得以发挥，后勤保障需要跟上，至于那些羸兵弱卒，除了供人马蹈藉，根本不值得怜恤，应予毫不留情地舍弃。这种社会控制的思想成了早期社会学理论的主要组成。即使到了今天，它也未必从现实中消殆散尽。而无论如何，事实证明，统计学再一次拓展了它的疆域。
作者：西闪，独立作家，书评人。著有随笔集《思想光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