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里，生动描述了前后燕皇族慕容氏后裔慕容博、慕容复那场害人害己、荒唐可笑到让人笑不出来的皇帝梦。小说是假的，小说里的鲜卑族慕容氏却是真有其人，前燕、后燕、南燕、西燕和名号不在“五胡十六国”之内，存活历史却超过三国、两晋、十六国和南北朝任何一国的吐谷浑，都是这一支鲜卑人所创立的。
十六国时代，是中国北方最动荡、混乱的时代，“马背政权”众多，许多国家的官员设置、行政区划都流于形式，征战劫掠成为许多国家合法、通行的财政收入来源，一些国家自始至终都没有建立正常的官俸机制，仍然沿用传统、落后的部落财富分配制度，各级官员不过是大小部落酋长、贵人的改称，一应开销全靠战争虏获。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行政治理、法制建设、人才选拔制度固然难以实施，反腐倡廉则更无从谈起。
但在这些短命国家中，鲜卑慕容系列的几个燕国，却似是铁中铮铮，庸中佼佼，在廉政、吏治等方面，多少做了一些事情。
许多十六国政权并没有建立监察机构，也没有设置各级监察官员，而几个“慕容燕”在这方面就像样得多：第二代前燕国君慕容皝在位时，记载中就有中央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的设置，御史台体系的重要职务——御史中丞，由素以直谏著称的曹莫担任；第三代前燕国君慕容俊在位时，担任最高检查长官——司隶校尉的，是后来成为后燕国君的吴王慕容垂，《十六国春秋缉捕》中记载称，慕容垂在担任司隶校尉期间认真检查、整顿吏治，收到很大效果，据说到了“王公以下，莫不屏迹”的地步；前燕灭亡后，慕容氏大多投降前秦。前秦苻坚在淝水之战败于东晋，北方再度分裂，慕容垂起兵建立后燕，慕容垂死后，其子慕容宝无法在中原立足，退回慕容氏故地辽东，慕容垂的弟弟慕容德则转战山东，建立南燕。
史书记载，南燕慕容德设立了监察机构、官职，继后燕而起、一切制度秉承后燕的北燕，同样设立了监察机构、官职，出任过监察御史的，有后来的名臣韩范等人。北燕国君冯跋曾经下诏，要求“兰台、都官”对各级地方官员是否实行“仁惠”的政策，能否做到“无得侵害百姓”，应该“明加澄察”，“兰台”就是中央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都官”则是后世吏部的前身。
史书记载，前燕开国君主、“慕容燕”中第一个建立政权的慕容廆，在西晋首都洛阳、长安被匈奴兵攻破，中原残破不堪，自己的势力局促于偏远的辽东一隅之际，就注意做到“刑政修明，虚怀引纳”，使自己统治下的辽东“路有颂声、礼让兴矣”，连逃到江南、以晋朝正统自居的司马昱、王导等西晋皇族、中原世家，都对此前被他们蔑视为“东夷”的慕容氏辽东刮目相看。
慕容廆曾经对臣僚说“狱者人命之所悬也，不可以不慎；贤人君子国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穑者国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乱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其意思，是强调慎重刑罚，重视人才，鼓励农耕，戒绝不良癖好、疏远奸佞之人，其中许多侧面，都和建立良好的行政治理、整顿吏治和厉行廉政有关。他还亲自撰写了阐述上述治国要旨的《家令》颁布，以便臣僚们理解。《家令》据说长达数千字，虽已失传，却是十六国时期有明确记载的、唯一一部成文“反腐倡廉条例”。
慕容皝执政时，前燕国势渐趋强盛，他也从东晋获得大单于、大将军、辽东公、燕王等封号，威望、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史书记载，他在位时“立纳谏之木以开谠言之路”，甚至派遣使者乘海船前往东晋首都建康，上书批评东晋君臣任人唯亲，“执政乱朝”，将国恨家仇置之脑后，尽管此举带有强烈的要挟（遣使主要目的是逼迫东晋朝廷封自己为燕王）意味，却也表明他本人对前燕吏治、人才制度的重视和自信。
东晋咸康七年（公元341年），鲜卑宇文氏首领逸豆归派国相莫浅浑率领大军攻打前燕，当时宇文氏势力强大，军队素有善战之名，莫浅浑也是名将，前燕许多臣僚主张暂避锋芒，慕容皝却通过对莫浅浑“奢忌已甚”的观察、判断，认定“今可以一战”，最终大破莫浅浑，并在两年后吞并了宇文氏，这则记载表明，慕容皝对官员、将领道德品质、行政素质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
继承慕容皝王位，并在鲜卑慕容氏中第一个称帝的慕容俊，在位时使前燕势力控制了中原东部广大地区，国力达到极盛。他十分注重在中原恢复纲纪、法制，当廷尉监（负责司法的主官）常炜上书，要求前燕效仿汉高祖约法三章，以安抚饱受战祸的中原百姓时公开表示赞赏，认为常炜“宿德硕儒，练明刑法”，其提出的建议“良足采也”（的确值得采纳）。史书记载他“雅号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讲论不倦”，“性严重，慎威仪”，在占领河北、山东等地后“宽常赋，设奇禁”，迅速令社会安定下来。在临终前他惟恐太子慕容暐才识平庸、“未堪多难”，打算让位给素以才能、操守见称，被誉为“慕容氏之孔明”的弟弟慕容恪，后者拒绝后，便将朝政托付给慕容恪和“清方忠亮、堪任大事”、“少以风节驰名”的李绩。令前燕在慕容俊死后、慕容恪去世前，始终保持强盛。
慕容德建立南燕时，控制范围仅剩下山东等地，鲜卑拓跋氏的北魏势力强盛，国势危在旦夕。慕容德在山东“存问高年，军无私掠”，鼓励官员直谏，形成“昌言竞进，朝多直士”的局面。他在南燕建平二年（东晋隆安五年，公元401年）采纳尚书韩（左言右卓）建议，一举打破境内豪强士族“因秦、晋之弊”隐瞒户口，逃避赋税，建立庄园经济独立王国的陈规陋习，让素以“公廉正直”，严格执法却不扰民的韩（左言右卓）亲自主持整顿，“巡郡县隐实”，令南燕增加了五万八千户口，服兵役、徭役和缴纳赋税者大为增加，国力得到充实。士族豪强兼并土地，容纳盘剥佃客，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各国最大弊端，也是东晋、南朝中央政权虚弱的根本原因，南燕这个疆域狭小的短命王朝能意识到这一点，并切实有所改变，是难能可贵的。
“慕容燕”各国之所以在整顿吏治、选拔人才和反腐倡廉等方面，较同时代其他政权要重视得多，和其所处的险恶环境，及历代君主的危机意识有关。
慕容廆早在西晋太康四年（公元283年）就曾起兵反晋，后虽归附，但始终受到西晋朝廷疑忌；“五胡之乱”爆发后，仍打着晋朝旗号的慕容氏退到辽东，军事上受到匈奴汉、羯族后赵等“五胡”大国和同属鲜卑的段氏、宇文氏逼攻，政治上又因为“东夷”身份，受到当时东晋在辽东最高军政长官崔毖的排挤，和辽东及中原避难士族、知识分子的敬而远之，在辽东避难的著名士人高瞻，就曾因“华夷之异”，始终不愿全力辅佐慕容廆。
在这种情况下，在鲜卑首领中素以高瞻远瞩著称，曾受到西晋名臣张华赏识的慕容廆，不得不竭尽全力安抚境内僚属、士人、百姓，并努力吸引躲避中原战祸的人才、民众，这就迫使他改变鲜卑族固有的落后行政、人才体系，改变靠劫掠自肥的野蛮财政手段，并竭力建立起一个一切体制都模仿“诸夏旧制”、让人感觉不到是少数民族政权的新体制。
慕容皝在位时，正逢后赵石虎穷兵黩武，鲜卑族乃至慕容氏内部也纷争不息的多难之秋，危机意识较慕容廆时代更甚；慕容俊在位期间虽奄有半个中原，却也因丧失了“晋朝忠臣”的身份，及直接面对前秦、东晋两大势力，而在政治、军事上遭遇新危机，惟有通过建立清明政治，才能在三强鼎立的格局中生存。
淝水之战后建立的几个“慕容燕”政权，其开国君主都经历过亡国之痛，且国势不强，疆域狭小，四境皆是强敌，像南燕慕容德，就要同时对付羌族后秦、鲜卑拓跋氏北魏、东晋刘裕“北府兵”威胁，并与退守辽东故地的后燕“争正统”，安定境内、富国强兵是生存的必须，而要做到这一点，政治清明，军纪整肃是不可少的，采取有力措施增加人口、赋税更加重要。正因如此，消灭士族庄园经济这一两晋南北朝腐败重大根源的难题，北魏、东晋、刘宋等更强大的国家直至覆灭也未能圆满解决，立国仅十二年，全盛时不过拥有十五郡、八十二县，三十三万人户的南燕，却在短短时间里做到了。
另一方面，当时中原纷争不已，而前燕、南燕等慕容氏领地则相对安全，许多人才前往避难，在长期战争中，更有不少原属其他政权的人才因被俘或归附，转而成为“慕容燕”的朝臣，这些外来人才因才能出众，名气大，许多都被任命担负监察、司谏、司法职位，如前面提到的曹莫，原本是羯族后赵的大司农；为慕容皝的制度建设起到决定性作用，“历事五主，甚见尊重”，性格“谦恭清俭”、“虽历居朝端，若布衣之士”的著名廉吏阳裕，先做过东晋幽州刺史王浚幕僚，后投奔鲜卑段氏；向慕容俊提出“约法三章”建议的常炜，原本是冉魏国君冉闵的使臣，并曾在出使时表现得不卑不亢，被滞留在前燕，冉魏灭亡后才出仕。这些人同样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自保心理，一方面更谨慎、更注重自己操守，另一方面也竭力向新君展示自己才能，他们的存在和被重用，对“慕容燕”的政治格局，起到了一定“净化”作用。
但也应看到，“慕容燕”采取一些措施整肃吏治，提倡廉政，奖拔人才，本质上仍是救亡图存的权宜之计，而在潜意识里，其君臣信奉的仍是血缘、门第的一套。历任慕容氏君主一方面猜忌宗室，另一方面却不得不任用、仰赖“自己人”，一旦君主危机意识松懈或认为有更急的事务要办，吏治、廉政、法纪，就都会随时被抛在一边，如慕容暐即位之初，受托孤重寄、“清方忠亮、堪任大事”的李绩就被国君以私人恩怨闲置，慕容恪劝谏，慕容暐却以“万机之事，委之叔父（慕容恪）；伯阳（李绩）一人，朕请独裁”为由峻拒，导致李绩忧惧而死，而在前燕担任司隶校尉时治绩出众的慕容垂，自己后来当了后燕开国皇帝，却一直忙于争地盘、巩固帝位，在自己原本擅长的官员监察方面几无所作为。
作者：陶短房，知名专栏作家、评论人。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