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周末有事，托我去学校接她家的小朋友。这是一间准贵族的寄宿制学校，很远，开车从北京市中心过去要几十里地。我在校门口办了一些手续，顺利地接到了小朋友。但是，临走时看见的一幕，让我对这间学校的印象大打折扣：
有一位家长，当着自己孩子的面，隔着校门，给一位老师送红包，而那位老师，还大大方方地接过来，随口说了声谢谢。
给老师送红包这样的故事，不算什么新闻了，但是这一幕发生在这间据称还不错的学校的大门口，还是把我给惊着了，几乎脱口而出要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饱含情绪色彩的词语来形容。这得是多么习以为常的惯例，才会让家长、老师、学校都不以为意啊？他们竟然当着孩子的面干这种龌龊事儿，就好像这事儿跟买卖东西一样正常。莫非，他们觉得这样的惯例类似国外的小费——你睡完觉，糟蹋完房间，我帮你打扫了，你得在枕头上给我放两块钱，我很自然地揣进兜里，不然这活我干得就不乐意？
不过，即使是外国的服务员，也不太乐意你当面“打赏”吧，咱这又不是在清朝？还有，如果说出钱的目的是为了购买一样东西，送红包的家长到底要购买什么呢？
这么想下去，我发现实际上用买卖的原则并不能解释这红包到底为什么而送。于是我的理性迅速战胜了我的道德情绪，感觉给老师送红包这件事不简单，需要换一个思路仔细分析一下。
如果从家长的角度来看，那位千恩万谢的家长肯定不会认为自己是在“打赏”（购买教育服务），哪有打赏打得那么窝囊的呀？她大概心里嘀咕了一晚上，不知道自己的红包封多了还是封少了，封多了，吃亏，封少了，怕孩子吃亏。所以，对家长来说，这种心态类似一种典型的行贿心态。对行贿者来说，衡量一个对方不能拒绝而又恰到好处的“出价”是一件关乎体面的大事，不然，吃亏还在其次，因为不懂行情而被别人暗骂傻瓜才是最让人难以消受的。
然而那位老师的心态肯定又跟家长不同，她肯定既不认为自己是在领赏，也不认为自己是在受贿，她大约觉得自己掌握了一个学生的“丁权”，是一个领主在接受自己封地上理所应当的上供，或者起码也犹如一个地主可以按时收租。
事后，我和那位朋友谈起这件事时，证实了这点，她说这里的带班老师，每学期都要向学生公开索要红包，大家都给，不给的话孩子就会遭老师白眼。这说明，老师们是把红包当成“丁税”来收的。家长们把孩子送进我的班级，一个星期才来接一次，这就相当于自愿把孩子抵押给了我，我就拥有了一定程度的任意处置权。为了干预我的任意处置权，你可以出钱，让我的任意处置权倾向于保护你的孩子。所以对老师来说，红包实质上是一种“保护费”。
用保护费的原理来分析给老师送红包的行为，一切就引刃而解了。送红包的人为何唯唯诺诺？因为他们的孩子掌握在老师手里，需要得到老师的保护；收红包的人为什么理直气壮？因为他们掌握了家长最珍爱的孩子，他们可以提供保护。
在一所管理不善的学校，家长把孩子送进学校就相当于送进了教育黑社会。家长虽然已经付了学费拿到学位，相当于有了接受教育的许可证，但要顺利接受教育，还要过老师这一关，如果老师不愿意好好教你，你有许可证也没有用，甚至可能得到比不接受教育还要糟糕的结果。这样的学校，相当于一个被老师的暗势力绑架的教育市场，有权势的老师或学校领导用潜规则支配市场运作，家长只有交了保护费才能让孩子顺利得到教育。
在这样的暗黑市场中，老师公开索要红包反而好一些，因为他们向家长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你只要向我额外付一笔钱就能顺利得到教育；家长接到信号以后，立刻行动起来，了解保护费的一般价码并向老师支付，以期自己的教育投资得以顺利进行，而不是最终收获一个教育废品。但是基于学校教务管理松紧的不同，公开索要红包的老师毕竟是少数，那些不公开索要红包的老师就更加令家长头痛，老师到底要还是不要？如果不要，为什么我的孩子老是被安排坐在一个偏僻的角落，而且老不换位置以至于得了斜视？老师到底想要什么？怎么才能顺利地把保护费交出？这些都成了需要大伤脑筋的事情。
不要低估老师的杀伤力，如果一个老师想孤立、伤害一个学生，容易得教人害怕。
我闺女小贝曾经告诉我，她小学时，有一个班主任，刚来接管她们班，为了树立威风，就想抓一个学生做典型。他的方法是，让所有学生绕着操场走，一边走他一边问：“谁破坏了班级的团结？”小贝因为个子高，站在第一个，也就第一个被问到，她不想说出那个名字，就问“可不可以弃权”，老师说“可以弃权”，小贝就表示弃权。之后也有同学跟着她表示弃权。
但是，弃权的同学马上发现，说了名字的人就可以坐下来歇着，不说名字的人就要继续走，她们只好不停地绕着操场走了一圈又一圈。最后，当这位新班主任再一次问继续走着的同学时，小贝只好投降，说了班主任想要的那个调皮男生的名字。班主任逼问她：“我第一个问你，你为什么弃权？”小贝只好违心说“因为我害怕某某某”。此后，那个调皮男生此后一直是这位班主任修理的对象。
这样的情节，每个有心的家长问问自己的孩子，都有一大把。
有关不标明价码的保护费，我可以拿《教父》这部电影的开场来作为范例，分析这种“无价码”保护费是如何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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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殓师包纳萨拉来找老教父维多·柯里昂，希望他帮忙干掉那几个伤害了他女儿的流氓，他表示自己可以付钱给柯里昂，无论多少钱都可以。
包纳萨拉：我相信美国，美国使我发了财，而我以美国方式教养我的女儿……我视她如珠如宝……我像一个守法的美国人那样，我去报警……他们当天就没事了……我像个傻瓜似的站在法庭中，而那两个混蛋竟朝着我笑。于是我对我太太说：为求公道，我们必须去找柯里昂阁下。
柯里昂：你去报警前为什么不来找我？
包纳萨拉：你要我怎么样？你尽管吩咐，但求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
柯里昂：帮你什么忙？
（耳语）
柯里昂：那个我办不到。
包纳萨拉：你要什么，我都会给你。
柯里昂：我们相识这么多年，这是你第一次来找我帮忙。我记不起你上次是何时请我上你家去喝咖啡了，何况我太太还是你独生女的教母。我坦白说吧，你从来就不想要我的友谊，而且，你怕欠我的人情。
包纳萨拉：我不想卷入是非。
柯里昂：我了解。你在美国发了财，生意做得很好，生活过得很好，有警察和法律保护你，你不需要我这种朋友。但是，现在你来找我说，柯里昂阁下，请帮我主持公道，但你对我一点尊重也没有。你并不把我当朋友，你甚至不愿意喊我教父，你在我女儿结婚当天来我家，用钱收买我为你杀人。
包纳萨拉：我只是请求你主持公道。
柯里昂：那不是公道，你女儿还活着。
包纳萨拉：那么让他们像她一样受折磨。我应该付你多少钱？
柯里昂：包纳萨拉，包纳萨拉，到底我做了什么，让你这么的不尊重我？如果你以朋友身份来找我，那么伤害你女儿的杂碎就会受到折磨。你这种诚实人的敌人，也就是我的敌人。那么，他们就会怕你。当我的朋友？
包纳萨拉：教父？
柯里昂：很好。他日我或需要你的帮忙，也可能不会有那么一天。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收下这份公道，作为小女结婚之礼。
包纳萨拉：谢谢，教父。
柯里昂：别客气。
（包纳萨拉出）
柯里昂：这件事交给……克里曼沙。我要用可靠的人，头脑清醒的人。我们不是谋杀犯，下手别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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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多·柯里昂这里，保护费是用“人情”来收取的，我为你讨还公道，你欠了我的人情，等到哪一天我的某一件事情正好能够用到你的长项，你就要用你的长项来帮助我。这样的人情交换比金钱交易更容易建立关系网，而且可以避开法律惩罚。
如果说金钱交易是保护费的低级阶段，人情交换就是保护费的高级形式。这种高级形式在管理不善的学校里一般是学校领导的操作手段——我掌握了学位、推荐升学等优质资源，你想把孩子塞进来，进好的班级，或者推荐到好的中学，我要看一下你的身份是否对我有用，有没有背景有没有条子，以备将来之需。
有关给老师送红包这件事，相信我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那么，我们要不要给老师送红包？或者，换一个说法：我们要不要给老师交保护费？
答案看起来很简单：我们不仅不应该交，而且不应该把孩子送进这样的学校，不应该让孩子在带有黑社会气氛的校园中接受教育。
但是，假如没有选择呢？有人会这样问。他们会说：没办法，学位太紧张，能找到这间好一些的学校，我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了。
问题是，你的孩子真的需要你费这样的力气送进那所“好一点”的学校吗？是不是正是家长们所追求的那所“好一点”的学校，最终导致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好学位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乃至普通学位越来越难以为继而优质学位也质量下滑呢？我虽然很难掌握真实数据，但是从身边的情况来看，普通学校的没落，是当下大城市中非常严重的问题。
在我住的小区附近，有一所电脑派位的普通中学，每个班级每年只能招到20人不到，大量片区学生的家长为了追求“好一点”的学校，为孩子择校去了更远的名校。名校为了接纳更多的入学需求，每个班级的学位往往超编，而且大量采用多种合作形式建立分校。由于中国特有的以公立学校为主的教育模式，很多分校或新建学校与本校之间并没有直接权属关系，发展上也并不衔接，管理上也基本上靠分校领导层的管理能力，学校管理实力参差不齐，于是红包学校应运而生。
多年的教育现实已经证明，全社会都不追求好的教育，只盲目追求好的学校，是一条不归路，这条不归路的尽头，就是教育的黑化。
如果一个学生从校园时代就开始学习用钱或权力购买优质资源，在他的眼中，这个社会肯定毫无公平可言，因为他根本难以想像，如果采用公平竞争的手段，他能否获得那个学位以及升学的机会。说到底，他被彻底摧毁了自信心。
家长们为什么会走上追求好学校的不归路？因为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这个以公立为主的教育体系突然打开了择校这个口子。所谓公立，用的是全体纳税人的钱，按道理必须采用公平的入学模式，服务于最普通的民众，但是择校却用市场经济的模式说，你只要有钱或者有权，你就可以享有择校的特权。择校这个特权的游戏，就此成为家长们欲罢不能的教育之路。在教育制度性垄断的前提下，择校真的有什么意义吗？如果人们愿意停下来想一想，就会发现，择校根本就是一个完全扭曲病态并且违法的制度。
听说，北京的择校制度今年要取消了。我希望这是一个提倡教育公平的信号，是一个扭转教育黑化的信号。然而，我们也都明白，教育如果一天不打破制度垄断，引入更自由的办学机制，我们就一天得不到真正的公平、发展、繁荣的教育。仅仅取消择校，肯定是无法解决人们接受更好的教育的需求的。
但愿，取消择校不是要让非京籍人士彻底断了在京读书可能性的权宜之计。但愿所有的家长都不必再为教育特权支付保护费。
作者：李多钰，资深媒体人、作家。曾任时光网总编辑、TimeOut中文版总编辑、新京报副总编辑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