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化遗产更重要的义务，实际上是研究，要通过研究发现这些遗产背后的价值与灵魂，研究一个民族所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与想象力，以及它对民族与世界的意义。这种研究不是简单的经验判断或事实描述，而是对它背后的文化特性与文化价值有深入的研究。对这些文化遗产研究处越深，传播得越广，民众对自己的民族特性就会认知得越深，从中不仅能汲取新的创造力量，更会成为一个时代思想与文化的历史根基。
世界文化遗产，已成民众耳熟能详的名称。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传来消息，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三国联合提交的丝绸之路项目申遗成功，中国的大运河项目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丝绸之路的申遗一直备受瞩目，在结果公布之前，坊间就传言其入选是“铁板钉钉的事”。这个项目有33处遗产点，在中国段有22处，遍布在陕西、河南、甘肃、新疆四省区，这是中国首度尝试跨国联合申遗。
国内如今说起世界文化遗产，主题还是谈保护。这是因为国内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得还远远不够，很多地方政府只是把申遗当作摇钱树，看重的是给地方带来的名头、是保护与修缮的经费、是旅游开发的经济效益。当下欠缺的不只是保护文化遗产的相关法规，政府官员对保护文化遗产的意义和价值也认知模糊。相反，倒是一些民间保护组组与个人，反而在行动中体现了对文化遗产的敬畏心。
保护，只是我们对文化遗产应尽的第一义务。这些遗产源自历史，记录了一个民族的成长历程，是人类集体记忆的保存品，无法再生，不保护就意味着消失。这是个连小学生都明白的道理。那些能进入世界遗产保护名单的，更是证明了它具有独一无二、不可代替的文化价值。对文化遗产更重要的义务，实际上是研究，要通过研究发现这些遗产背后的价值与灵魂，研究一个民族所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与想象力，以及它对民族与世界的意义。这种研究不是简单的经验判断或事实描述，而是要对它背后的文化特性与文化价值有深入的研究。对这些文化遗产研究处越深，传播得越广，民众对自己的民族特性就会认知得越深，从中不仅能汲取新的创造力量，更会成为一个时代思想与文化的历史根基。
拿“丝绸之路”来说，虽申遗成功，但背后的尴尬更多。虽说丝绸之路的遗产点多在国内，但对它的研究，大陆却极为孱弱。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在国际上叫敦煌学。说起敦煌学，绕不过日本，有一句流布甚广的话，叫“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是南开大学吴廷璆教授所说。这句话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整个20世纪，日本都是敦煌学的执牛耳者。实际上，日本对敦煌学的研究，和中国同时起步，都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1909年到北京有关。他是进入藏经洞翻阅了所有文献的唯一学者，还主动向中国学者展示了敦煌经卷，引起学术界关注。这一举动使清政府，开始将藏经洞的剩余文献运回北京。一个日本书商因在伯希和处看到了这此经卷，把消息传回了日本。
此后，敦煌学研究在日本以京都为中心，渐渐热了起来。上世纪40年代之前，中国和日本对敦煌学的研究还各有所长。由于日本学者有资金资助，更易前往欧美收集敦煌资料，与欧美学者比起来汉学水平也要高得多，所以成绩斐然。1940年代之前，日本的敦煌学研究成果，主要在对佛教佚经和禅宗的研究，以及对唐代社会、法律和敦煌寺院经济的研究方面。1950年代后，日本的敦煌学有了一个新高潮。它的突出成就是将敦煌学的研究，从经史子集及文学研究，扩大到了对整个社会历史的研究，在法制史、宗教史、经济史、民族史等方面均有不俗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也影响到了对魏晋隋唐史的研究。至今为止，在这些研究领域，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研究深度，可与日本相比。
1980年代后，因在伦敦、巴黎、北京等地公开了敦煌经卷，日本也诞生了很多集大成式的研究著作。这一时期，日本的敦煌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敦煌的道教研究、古代籍帐研究、敦煌的僧官和寺院经济、法制文书及社文书等方面。最瞩目的成就，是从1980年开始编纂的《讲座敦煌》，几乎动员了全日本的敦煌学家，到1992年共出版了9卷，涵盖了敦煌的自然、历史、社会、道教、佛教、禅宗、汉文文献、胡语文献、文学文献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这套文献显示了日本敦煌学的全貌和最高水准，和1950年初石滨纯太郎汇编的6卷本的《西域文化研究》一起，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两座高峰。
有了这样深入的学术研究，自然会有在民众中，传播和普及敦煌文化。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说过一句话：“不到敦煌，就不算有文化”，代表了很多日本民众对敦煌的认知。在日本，经常会举办关于敦煌文物和文献的展览。各类文学艺术样式，也常以敦煌为主题。比较著名的有井上靖长篇小说《敦煌》和同名电影，日本舞蹈家花柳千代的舞剧《大敦煌》等。日本还是研究丝绸之路音乐的第一个国家。这些都增加了敦煌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神圣感，所以，到敦煌的境外游客中多半是日本人，他们的态度也最虔诚，是带着文化朝圣心理前往敦煌的。
很多国人可能无法理解，日本为何如此看重敦煌和敦煌学？在我看来可能有几个主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文化寻源。我们知道，日本在公元七世纪发生的大化改新，是一场中国化运动，当时的改革蓝本即唐朝文化，此后一千多年间，在日本有一种普遍的中国文化崇拜心理。敦煌在唐朝和五代时期是西域重镇，也是多民族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宋、元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敦煌渐趋荒凉，但却因此保存了大量唐代的文献和文物，对日本作寻根式的历史文化研究来说，这是一块绝佳的历史现场。可看来，日本对敦煌这一文化遗产的研究，研究的不只是敦煌，而是对自己文化源头的追溯与研究。
此外，敦煌文化不只是丝绸之路的代表文化，融合了东西方各地区、民族、宗教的文明，而且敦煌对文化的这种开放与融合的态度，与日本从大化改新到明治维新的文化态度是不谋而合的。日本研究敦煌文化还是个目的，就是期望从这种兼收并蓄的文化和文明方式中获得启示。这也是日本一直对敦煌学保持着旺盛的研究激情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日本看重敦煌，与日本早年对中亚的政治和军事梦想有关。这从日本佛教宗派西本愿寺的精神领袖大谷光瑞，从1902年开始，前后历时12年，组织的对中亚的数度探险就能看出来。大谷也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他的探险队虽以追寻佛教遗迹、收集佛教经典为主要目的，但对中亚进行地理和人文了解也带有一些政治目的。
日本前首相竹下登有一句话，讲出了很多日本人的心声：“我们日本人所以一听到丝绸之路、敦煌、长安这些词激动不已，是因为这种文化至今仍强有力地活在日本人的心中”。我们从日本对敦煌学这一文化遗产的研究历史，就可看出日本人对文化的开放、包容和保护，这种对文化遗产敬畏的态度与研究的重视，是值得国人学习的。
如今很多中国学者，谈起丝绸之路、谈起敦煌学，仍把它视作是和徽学一样的地方学，这也可以说是对丝绸之路和敦煌学最大的误解。敦煌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国际性学术，是世界性的。因敦煌文物保存在英、法、俄、日等多个国家，使很多国家都建立了稳定的敦煌学研究机构，有了可以传承的研究人员。这使敦煌学的治学方法一直保持着兼收并蓄、融汇中西的方式。敦煌学涉及宗教、历史、地理、民族等多学科知识，所以研究敦煌的学者也多是跨学界的。可以说，形成这样一种国际学术的局面，与1900年道士王圆箓对藏经洞经卷的发现、保护和流散都有关联。这虽是中国学术的一段“伤心史”，但对敦煌学来说，未免不是一件好事。
敦煌学能形成这样的国际局面，是一种历史机缘。从王圆箓这个奇怪的名字，或许可得到一种启示，“箓”字在汉语中的意思就是“天赐的神秘文书”，“圆箓”之意，可理解为是使这些神秘文书获得一个圆满的结果。然而，几十年来我们对这位敦煌经卷的发现者王圆箓，却一直没有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这是让人惊异的。
在这方面，表现的最无知的所谓文化学属当属余秋雨，他在《道士塔》中完全不顾历史史实，对王圆箓极尽贬损之词，什么“目光呆滞，畏畏缩缩”“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等等。我想只要对敦煌学的历史进程有所了解的人，断不会对王圆箓做出这样的断语。这篇文章对公众理解敦煌学，也造成了极大的误解与障碍，只要一说起敦煌学，就是文物的流失与索回。而对这些文献和文物对中国文化有何价值，毫无认知。
如同瑞典的斯文赫发现楼兰古城那样石破天惊，如果没有王圆箓的发现，敦煌学能否存在还是一个问题。当清朝举国的学者和官员在王圆箓发现敦煌经卷的7年里，都没认识到它们的价值时，我们又能要求王圆箓做到什么？在我看来，对王圆箓的重新评价，无论对于敦煌学，还是对于丝绸之路的申遗，都是一个重要问题。它代表了我们对敦煌学成为国际学术的一种态度，是开放包容，还是狭隘短视。丝绸之路和敦煌学在今天，其实给人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当年敦煌文化的开放与包容。如果连它的发现者王圆箓。都无法获得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我们又怎敢期待丝绸之路申遗，能给中国民众带来什么呢？
所谓世界文化遗产，保存的是人类对于文明的集体记忆，它的文化价值与意义，也正因为它不分民族和地域，为全人类所共享。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包容、文明和共享的心态，我们也绝难在世界文化遗产的研究中走得更远。
作者：叶匡政，诗人，文化批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