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末年，著名诗人皮日休在他的《汴河怀古》一诗中这样写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在那个因开凿大运河而身死国灭的隋炀帝被历史痛骂了两百多年后，皮日休竟然用这样的诗句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一事翻了案。
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进行的第38次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让这条实际使用年限可以追溯到2700多年前的大运河，在近乎被人们淡忘之后，又重新拉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以世界文化的姿态，再现它昔日的荣光。
（6月22日，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并通过中国提交的“大运河”申遗申请。至此，“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CFP供图）
在这次大会上，与大运河一同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还有丝绸之路。这是一条中国古代对外交往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陆上通道。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张骞开辟丝绸之路的经历被誉为是“凿空”的壮举。因而，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强盛的王朝，无不在经营丝绸之路上下足功夫。
相较而言，大运河则没有这样的美誉度。虽然在丝绸之路开辟后，汉武帝为求汗血宝马所做的事情比起隋炀帝的水殿龙舟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汉武帝晚年一篇《轮台罪己诏》，将自己所有的过失一番忏悔之后，仍不失为一代明君圣主。而隋炀帝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大运河成了他的宿命，在那三百里水殿龙舟之后，这位君王以及他的江山都一并化作了飞灰，湮灭在历史的滚滚车轮之下。却唯有这条大运河，用它不兴的流波，荡涤着一个王朝的背影。
至于隋炀帝为什么要开凿大运河，历史上一直争议不断。在后人所写的诸多著作里，隋炀帝发动二百万民力，开凿大运河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自己去扬州享乐，从而说明这个亡国之君滥用民力，好大喜功。诚然，杨广后来游幸江都时，确有所谓水殿龙舟之事。但是，就隋朝亡国来看，却与大运河的开凿并无太大关系。
公元604年，杨广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就在他当上皇帝的第二年，他便开始着手营建东都洛阳，开凿通济渠以及疏浚邗沟等事宜了。由此可见，杨广要开凿大运河并非是自己一时的心血来潮。早在他当年平定江南高智慧叛乱，担任扬州总管时，鉴于北方人对南方的治理，在经济与文化认同上的诸多阻碍，为加强南北之间的交流，开凿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在当时也很有必要。
而隋朝经过隋文帝开皇之治二十余年的经营，可谓是钱粮充足，府库满盈。杨广也有了开凿大运河的物资条件。于是，他发动河南、淮北一百多万人，开凿通济渠，由洛阳引伊、洛之水到淮水。同年，又发动淮南十几万人疏浚邗沟，从江苏淮安到扬州入长江。仅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使洛阳到扬州的运河全线贯通。
此后，从大业四年（608年）到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又相继开通了从涿郡到洛阳的永济渠以及从京口到杭州的江南河。也即是说，隋朝的大运河在隋炀帝执政的前六年时间里已经完成。而隋末天下大乱实际是从大业十二年（616年）瓦岗起义爆发后，才真正开始。也就在这一年，隋炀帝从洛阳出发开始了他水殿龙舟下扬州的游幸，而这已经是在京杭大运河开凿完成的六年以后了。
然而，无论历史如何书写，隋炀帝在中国历史上所留下的千载骂名终难抹去。由他所主持开凿大运河，也随之成为那些千秋秉笔之上的种种争议。从某种程度上说，大运河牵挂了隋炀帝的一生。从他即位伊始开凿，到他最终经运河南下扬州，导致自己身死国灭，大运河的流波都深深浸染着这位君王的意志，也从历史上远去了一个王朝短暂的背影。
大运河在见证了大唐的荣耀与大宋的繁华之后，随即湮灭在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南北分裂之中。如果说蒙古人在中华大地上90年的统治比起隋朝还算较长的话，那只能说明他们在前30年的时间内认识到了大运河的重要性。
公元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建立大元王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在经过了数年的征战之后，元朝于1279年灭掉了偏安一隅的南宋，重新统一了南北。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元王朝对于中国南方的统治采取了近乎残酷的办法。然而，南方在经过了两宋三百多年的开发之后，经济实力远超北方。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方面为了要对南方人进行最严厉的管理，另一方面又要向南方索取钱粮，元世祖忽必烈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
给忽必烈提出这一建议的人，正是元朝著名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如果说隋朝大运河让我们只记住了隋炀帝，那么在元朝开凿的大运河里，郭守敬的名字绝对是赫然醒目。尽管他所主持修建的运河只是北京到通州的通惠河，但他却第一次让蒙古人感受到了运河的奇妙。
也正因如此，在忽必烈定都大都之后，这位蒙古执政者竟然用了长达10年的时间重新开凿了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在郭守敬的建议之下，元朝的京杭大运河放弃了隋朝大运河的永济渠和通济渠，改由天津经山东到江苏清江，连接已有的邗沟与江南河。在路程上比隋朝大运河缩短了900多公里。
即使这样一条京杭大运河给了元朝沟通南北的便利。可蒙古的执政者们却并未充分进行利用。元朝对于江南的索取多于回报，除运河漕运外还有海运。到了元朝中后期，由于黄河的多次泛滥导致运河淤塞，加之吏治腐败，激起了南方各省的民变。随着运河淤塞，以及运河沿岸逐渐被起义军占领，元朝统治者放弃了漕运改走海运。这样一来的结果使得元朝至此失去了对于南方的统治权。很快，从起义军中脱颖而出的朱元璋打败了陈友谅、张士诚等割据政权，蒙古人想坐守黄河以北的可能性也破灭了。
大运河又一次在它的流波里送别了一个缔造它的王朝。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对于水缺乏足够的认识，即使像郭守敬这样的专家给他指出了一条明路，也无法改变他们继续游牧的未来。相较元朝，同样是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大清王朝，对于大运河的认识程度就要深刻得多了。清朝十大总督里，就有专门负责运河粮食运输的漕运总督。而在这些出任过漕运总督的人里，竟不乏林则徐、穆彰阿、恩铭、阮元、段祺瑞这样在日后叱咤风云的人物。
如今的大运河，依旧是中国除长江之外的第二大黄金水道。沟通南北运输的作用是它几千来始终不渝的使命。然而，历史的演进却又将它的功能不断做着调整。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大运河，似又让我们在它新的流波里看到了两个王朝那挥之不去的背影。
作者：傅斯鸿，生长于川南，现居北京。职业撰稿人，历史写作者，APP历史杂志《囧列传》主编。主要作品有：长篇历史著作《从王建到孟昶——前后蜀的兴亡更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