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成帝司马衍咸和四至五年（公元329-329年），在东晋辖下的江州（包括今天江西、浙江、福建各一部，治所在今天九江），发生了一连串离奇的政治事件。
首先是平南将军、都督江州诸军事、领江州刺史（相当于行政长官兼军区司令）温峤病逝，他的助手刘胤被任命为继任者。朝中许多重臣都对这项任命不满，他们指出，刘胤性格疏懒，贪图享乐，又生性迷恋财富，可以出任幕僚或朝官，但绝不适合担任需要理政、理财的地方行政主官，否则必然误人误己。对此，朝廷方面似乎并不否认——但也不打算收回成命，而是以“刘胤系温峤推荐人选”为由，轻飘飘地回绝了众人的劝诫。
紧接着，这位被公认不会胜任、一旦出任地方主官必定贪腐的刘胤果然贪腐，在任上不仅懈怠政务，纵酒逸乐，更想方设法经商敛财，成了东晋这个流浪王朝首屈一指的官商和豪富，最终导致他被东晋官方明令革职，然而这位“撤职干部”居然以“正在上诉”的理由赖在任上不走，朝廷居然也就无可奈何。
再往下的戏份就更好看了：名义上已被撤职查办，但实际上仍然当着江州军政一把手的刘胤，某日接待了一位名叫郭默的“军队上访干部”，原来郭默收到一份去首都建康任职的调令，他在地方上野惯了，不愿去中央坐冷板凳，希望顶头上司刘胤能帮忙说情。
转职干部找撤职干部走门子疏通人事问题，本身就已经够离奇了，更离奇的是这个请求居然被刘胤以“既然朝廷这样安排，做臣子的就应该服从”之类大道理，义正辞严地搪塞拒绝了——他难道忘了，自己是怎么死赖在江州任上不走的么？
事情到这里非但没完，反倒进入高潮部分：愤愤不平的郭默打着“奉旨讨伐贪官”的旗号杀进官署，杀死刘胤，不仅把刘胤贪污渔利所得的资产如数据为己有，甚至还霸占了刘胤的女儿，而朝廷居然忙不迭地给郭默补发了讨伐刘胤的诏书，还差点将任命郭默接替刘胤一切职务（严格说是“免职前的一切职务”）的诏令也一并送了过去。
一出闹剧演到高潮却戛然而止，是因为杀出一位叫陶侃的，这位当时都督七州军事、驻节荆州的名臣听闻如此荒唐之事，愤愤不平地致书朝廷，质问总理朝政的丞相王导“杀死刺史就任命为刺史，以后谁杀了丞相，是不是就该任命当丞相了”；那位被已故的温峤誉为“管夷吾（管仲）再世”的王大丞相居然也不动怒，用“遵养时晦，等待您这样的能人出手”来搪塞，哭笑不得的陶侃一面起兵讨伐郭默，一面辛辣地将王导的做法讽刺为“遵养时贼”。
这起历时不到一年，却跌宕起伏、戏剧性十足的“大场面”——姑且称之为“遵养时贼事件”，可谓从头一路错到尾：朝廷明知道刘胤不适合当地方军政主官，却莫名其妙地下达了委任状；刘胤果然“不负众望”贪腐误事，撤职查办却硬是撤不下来；朝廷拿赖着职位不走的刘胤没办法，可一个接到调令的军官却能轻而易举地把他拿下；假冒圣旨搞假“肃贪”的军官不仅抄家、杀人，而且抢男霸女，怎么看都该算做造反或兵变，但“肃贪”者自己立即变成大贪不说，“假圣旨”也堪堪变作真圣旨……而让闹剧变成“正剧”的雷霆一击看似大气磅礴、替天行道，实则不过是为整出闹剧添上画龙点睛的最后一笔——原来看似庄严神圣的体制、秩序、法令、条文，从“时晦”到“时贼”，所相差者，不过是身任七州大兵马统帅的陶侃那几万雄兵罢了。
不该任命的任命了，该撤职的又撤不了，堂堂朝命宛如儿戏且不去说，是兵是匪，是官是贼，衡量标准居然不是体制，不是法令，更不是道理，而是实力，这样的体统，说穿了就是“不成体统”，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问罪的，恐怕不是贪腐本身，而是这种连道理都没得讲的、不成体统的体统了。
东晋之所以弄到“遵养时贼”的地步，并非中枢或皇室成心如此，而是情势使然。
东晋的第一代皇帝司马睿，在西晋皇族中，本属于和皇帝血缘关系疏远、社会声望也平平无奇的二三流人物，只因皇室先遭逢“八王之乱”，继而北方“五胡”肆虐，刀兵四起，前后两任皇帝和大多数皇族精英，都在内乱、混战中同归于尽，因被排斥、外放，阴差阳错躲过浩劫的他，才侥幸当上东南半壁残破之国的君主，这样一位君王名不正、言不顺，起家的实力也相当有限：初到建康时只有镇东将军、扬州刺史的头衔，这个名义上归自己领导的扬州，还是王氏家族勉强让给他的，让归让，扬州辖内郡县的军、政、财实权，却或仍为王氏亲党所控制，或掌握在顾、陆、周、张等江南豪族手中。而扬州以外的江、湘、荆、广、交等诸州，地方军政长官许多都是受命于西晋皇室的名门望族，对原本和自己平起平坐、甚至威望还不如自己的司马睿竟然称孤道寡、发号施令，也是或阳奉阴违，或消极对抗，司马睿掌权之初，江州刺史华轶、湘州刺史甘卓等就曾立异，仅仅依靠王氏兄弟宗族的势力才勉强弹压下去。正因如此，西晋皇室对王氏宗族只能绥靖，无法发号施令，司马睿曾扶植他人试图牵制王导、王敦兄弟，结果反被王敦发动政变险些推翻，最后活活气死。王敦虽因触犯众怒身败名裂，可老谋深算的王导经此一役非但未倒，反倒巩固了权势地位，形成了终西晋一世的所谓“王氏百世公卿”门阀。如果严格按照晋朝法例，王敦之乱，王导乃至整个王氏家族都应负有连带责任，至少也应予以贬斥、处分，事实却恰恰相反。道理很简单——皇家根本没有“严肃法纪”的实力。
皇家立不了王氏家族的规矩，王氏家族也拿各路诸侯、门阀和骄兵悍将无可奈何。
王氏家族门第虽高，毕竟是从琅琊流亡江东的客族，初南下时，掌握的也不过扬州大部和荆州一部，名义上的辖区内，还遍布着北方流亡者建立的“侨郡、侨县”，和江东豪族的“土围子”，其余州郡更是天高皇帝远，谁也不服谁。像温峤、陶侃、周顗等外州刺史、统将，算是对朝廷较为恭顺的，也依然动辄自行其是，那些跋扈自恣的就更不用说了。由于地盘不够大，兵力和财力不够强，不论皇室或王氏宗族，都既不能用财力补贴地方财政开支和军费，又无力维持一支足以震慑地方的中央军队，和一套运转有序的行政、监察体系，而这二者间又相互作用、恶性循环，令朝廷对地方诸侯是既不敢轻举妄动，又不敢坦诚相待。
如此一来，“遵养时贼”现象就丝毫不难解释了：正因为不敢轻举妄动，朝廷和王氏家族才既不敢拿贪腐怠政于前、拒不接受处分于后的刘胤开刀，又不敢理直气壮地讨伐有明显反叛行迹，且贪腐甚于刘胤的郭默；正因为朝廷和王氏家族骨子里其实不相信刘胤、郭默甚至陶侃中的任何一方，才会心照不宣地任由他们自相吞并残杀，并毫不为难地承认一切胜利者所创造的既成事实。
事实上，朝廷之所以下狠心撤刘胤的职，主要并非因为他豪奢、贪腐、荒废政务——当时的地方官有如此毛病的比比皆是，但很少受到处分，而是因为他任职江州后倚仗权势大搞买办商业，遮断了下游朝廷赖以为生的长江商道、财路，据说情况最严重时，到了朝廷发不出文武百官俸禄的地步。正因如此，当桀骜不驯的郭默杀死了拒不就范、建康方面却鞭长莫及的刘胤，并随即上表贡献以求“补票”时，朝廷会顺水推舟：郭默再跋扈，就冲恢复朝廷财路这点，也比想撤撤不下来的刘胤可爱得多；也正因如此，当陶侃站出来号召讨伐时，朝廷和王氏家族便顾不得计较这位寒门出身方面大员的不恭不敬、夹枪带棒，转过头来把大义名分拱手奉送，因为陶侃的讨伐不仅更名正言顺一些，而且相对叵测凶险的郭默，“久经考验”的陶侃又显得安全得多了。
很显然，纲纪、体制、反腐、肃贪，在这种弱干强枝的畸形政治体系下，都不得不服从于“生存”这个天下第一大局。在这个大局约束下，号称“勇敢果毅”的晋明帝司马绍不敢替被王氏活活气死的父亲司马睿报仇，而要捏着鼻子给明明对王敦事件负有严重责任的王导加官晋爵；经历王敦之变后惊险保住禄位的王导，非但不敢给先打开城门放王敦进入首都、后起兵造反兵败身亡的江东豪族周札，反倒要给他平反昭雪、追授官职，以免激怒了人人自危的江南各世家。和他们相比，不过“多吃多占少干活”的刘胤，想必觉得自己被免职实在冤枉到家，而杀人抢钱掳女人的郭默也必然不会服气——比起连皇帝都气死一位的王敦，我做的这些又算得了什么？
更要命的是，如此烂透了的“大局”，还要受“小局”的干扰，这个“小局”，就是各级领导人的私心。因为“小局”，原本仰人鼻息、靠王氏吃饭的司马睿，即位后变着花样地试图从王氏兄弟手中收回扬州地盘；也因为“小局”，王敦要设计从陶侃手里硬抢下江州，交给和自己同族、为人傲慢不恭的王廙，而丢掉江州的陶侃又照猫画虎，连蒙带拐地抢下了广州地盘。王导明知刘胤不胜任，却硬要任命他任职江州，究其原因，也是对占据上游形胜、和自己家族曾有过节的陶侃心存顾忌，想在陶侃和自己势力范围间弄出个缓冲地带来。
整个东晋朝廷并非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一级级“空降”形成，“遵养时贼”也就成了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不能也，非不为也。
作者：陶短房，知名专栏作家、评论人。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