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评家说过，如果足球也能打上政治标签，那拉美足球无疑有左派色彩。
在他们眼中，欧洲足球是学院派的产物，讲战术，讲规范，每一个动作都是标准化的。踢球的孩子从小被送进俱乐部进行训练，足球被拆分为跑动、短传、长传、对抗、射门等动作。整个运动就是一个福特主义的生产线。相比而言，足球在拉美是底层人的运动，很多球星之前都是在街头踢野球的孩子，他们没这么多条条框框，在场上更多即兴发挥，引导他们的是灵感。当年糖果盒体育场的球迷欢呼着马拉多纳的归来：“他代表着工人阶级。”因此，拉美足球似乎更有“人民属性”。
【一】
虽然左派足球至今没有明确定义，但在一些足球评论员看来，那种自由奔放、别具一格的足球，那些由“体制外”球员引领的秀丽足球，就是左派足球。无疑，由巴尔德拉马、伊基塔、林孔等人组成的哥伦比亚队，由马拉多纳、布鲁查加等人组成的阿根廷队，由贝利、加林查、迪迪等人组成的巴西队，甚至克鲁伊夫领衔的荷兰队，都是左派足球。
但在拉美左派的代表人物、乌拉圭人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眼中，最值得称道的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夺冠的乌拉圭队，踢的才是最纯粹的足球。当时的乌拉圭球星安德拉德，就像一个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蹦出来的人物——他曾经是一个黑奴，为获得自由而踢球，从工地中成名，进而代表国家队上场。“他在场上带球、破门，对手根本碰不到他。”加莱亚诺说。这位黑人球员在一次冲撞中眼球受损，视力几乎完全丧失，即使这样还是踢了几年球，就像武侠小说中的“盲剑客”。另一位大将卡斯特罗更神，居然只有一只手臂，号称“独臂将军”，他打进了当届世界杯乌拉圭队的第一球以及最后一球。
黑人、穷人、盲人、残疾人，这是足球在历史中的第一声呐喊。这就是底层者的胜利，这是庶民的胜利。这支乌拉圭队，就是人民的球队。
1950年，乌拉圭队在伟大队长巴雷拉的带领下又获得了一次冠军，还是在巴西的主场上获得的。这次壮举被称作“一支球队击败了一个国家”。乌拉圭人的足球带有鲜明的个性和节奏感，与其说是斗士，不如说是舞者。
后来20年，乌拉圭足球一直按着固有的节奏发展着，就像他们独特的音乐“埃斯蒂洛”，一曲我行我素的“十行诗”。可这段时间，足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阵型经历了匈牙利的WM、英格兰的442、荷兰的全攻全守及德国自由人战术的演变，而乌拉圭依然孤芳自赏，活在回忆里，迈着传统的舞步，天然带着对现代化的抗拒。1973年，乌拉圭发生军事政变，军政府上台，废除了宪法，以加莱亚诺为首的一群知识分子被迫流亡海外，掀开了乌拉圭历史中最黑暗的一章。乌拉圭队则在世界杯舞台上沦陷——在1978、1982两届世界杯上，居然外围赛即出局！
但是，关键时刻推动乌拉圭历史的，还是足球。1983年11月5日，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这一天乌拉圭获得了美洲杯的冠军，7万人走上蒙得维的亚的街头庆祝。后来，这次庆祝演变为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掀起了民主化的序幕。乌拉圭民众高举这夺冠球星的海报——恩佐·弗朗西斯科利（对，就是齐达内的偶像），这就是他的绰号“乌拉圭王子”的来头。终于，军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宣布还政于民。在反独裁的底层抗争中，足球扮演了关键角色，就像带领他们走向胜利的女神。自然，乌拉圭足球成为民众的宠儿。
“在人口只有300万的拉美小国乌拉圭，足球就是一切。每次国家队的比赛，无论对阵哪一支球队，整个国家都会屏住呼吸，政治家、歌手和街头的小商贩们闭上了嘴巴，情人也停止了爱抚，就连苍蝇都不能够再飞行，都要停止飞行。”
【二】
但是，命运最爱开玩笑。乌拉圭足球来到世界杯的大舞台，便显得与现代足球格格不入。1986年世界杯上，乌拉圭有球员开场第一分钟就被罚下。“足球垃圾”——这是欧洲媒体对乌拉圭队的刻薄形容。欧洲人不懂欣赏乌拉圭人的血性与疯狂，认为它是肮脏、丑陋，就像百年前欧美殖民者对拉美土著人的看法一样。
乌拉圭足球就像一瓶烈酒，带着狂傲、怒火、野性、不羁。甚至有点暴力美学的形态。面对整齐划一、训练有素的丹麦人，他们如杀向洋枪队的印第安武士，惨败而归。欧洲人嘲笑他们，多么蹩脚的球队！
乌拉圭人怎么都想不到，自己无比迷恋的球队，有弗朗西斯科利、丰塞卡、鲁本·索萨等球星的球队，在欧洲人眼中竟是“足球垃圾”。
（资料图：乌拉圭2011年美洲杯夺冠）
要知道，这支球队是真正的拉美霸主——不仅两夺世界杯，更是15次夺得美洲杯。其足球底蕴，远胜英、法、西等国。这样的成绩，谁也没资格将乌拉圭足球称为“垃圾”。
罗密欧，一位在上海工作的乌拉圭商人说，“有十多年来，乌拉圭人对这种称号耿耿于怀。他们不欢迎我们的足球风格，因为我们代表人民。”
打个比方吧，乌拉圭球员坚持带球过人，因为在拉美人看来，这种举动意味着胆识、勇敢，是以少胜多的英雄主义号角。但在欧洲的整体战术中，带球过人的乌拉圭人很快陷入了集体防守中，数次过人都无功而返，都成为了欧洲人反击的机会。“欧洲球员很少过人，他们的战术就是下底传中。”罗密欧说。
在南美赛场上，常有单骑闯关的好戏，但在世界杯上，阿根廷球王马拉多纳的表演就成了绝唱。
【三】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是拉美最著名的老左派，也是一位反体制主义者。他以拉美土著人的视角，不仅反抗殖民主义，还反抗主流的西方价值观，就连自由主义的鼻祖、英国哲学家洛克，也在他的抨击之列。“约翰·洛克，用他的积蓄投资了皇家非洲公司的大宗股票……这家属于英国王室和‘勤奋、理智的人’的公司，主营业务是在非洲抓奴隶然后卖往美洲。”言下之意，就连倡导自由的大知识分子都对贩卖奴隶熟视无睹，何况是寻常百姓了。
除了洛克，加莱亚诺还向伏尔泰、卢梭、斯密等西方哲人开炮。因为这些人都在不同程度地侮辱过拉丁美洲土著人的愚蠢和肮脏，同时放任殖民者的屠杀行为而不加以抨击与指责。他在代表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中提道，“血液就这样通过所有这些渠道流走了，今日的发达国家过去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不发达国家也就因此变得更不发达”。这本书被誉为拉美的“圣经”。2009年，委内瑞拉总统更是将此书送给了奥巴马，毫无疑问，加莱亚诺反西方、反殖民、反全球化的观点得到拉美人的广泛认可。
放在足球世界也一样。在主流视角之下，乌拉圭人遭到更多的歧视。弗朗西斯科利是乌拉圭的王子，却在法甲、意甲频遭放逐；雷科巴被视为乌拉圭的珍宝，却在欧洲赛场上争议不断。是因为他们不愿向全球化妥协？乌拉圭的天才们，吟唱着“埃斯蒂洛”，继续着自己的舞步。
【四】
如今，打开电视，不难发现足球越来越商业化。仔细观察厄齐尔、梅西、奥斯卡等球星，都穿上了阿迪达斯的battle pack球鞋，或者彪马的双色球鞋。正如批评者指出的，“每个球员都是一个移动广告牌。”世界杯就是全球商业化的结果，一次大型的体育用品展示会。商业利益合谋，已经劫持了体育。耐克、阿迪达斯、可口可乐等商业巨头，已经可以影响主教练的排兵布阵。一个球星状态再不好，主教练也不能将其弃用，因为他背后往往有上千万的商业合同……40年前，一个叫阿拉维热的人当上了国际足协主席，他说了一句经典的话：“我们现在将要出售一个产品——足球。”如今他做到了。
足球已经是一组商业游戏。有钱的球员相当有钱，而贫穷的球员则遭到无情淘汰。这不就是加莱亚诺所说的“体制”吗？“当这项运动变成一份产业时，绽放在玩耍乐趣之上的足球美丽之花便被连根拔起……在这里，找不到足球的灵感、创意、旋律，剩下的就像机械化工业的布置。”
以欧洲五大联赛为核心展开的商业利益网络，将优秀球员一网打尽。每个球员都必须遵守这套游戏规则——一年打六十多场比赛，除联赛、杯赛的竞争外，还必须参与最激烈的欧洲冠军杯。这个世界杯，就是这一个大蛋糕上的樱桃罢了。“商业足球就是人贩子，派广大的球探物色有天赋的儿童，然而将他们当做奴隶贩卖。”意大利前球员保罗·迪卡尼奥这番话，虽然有点偏激，但令人深思。
2010年，乌拉圭队获得了世界杯殿军，似乎宣布着这支传统劲旅的回归。乌拉圭民众欢腾着，但幸福的同时难免失落。有媒体质疑：这支球队与欧洲球队有什么不同？
这支球队，从教练到球员，几乎都经历了欧洲联赛的洗礼。他们不再是蒙得维的亚街头的足球少年，不是安德拉德、卡斯特罗的摇滚英雄，而是欧洲球星生产线的产物。
【五】
两天前，在巴西的土地上，乌拉圭队输给了弱旅哥斯达黎加队。年薪1000万欧元的卡瓦尼带队上场厮杀，无功而返。卡瓦尼有着典型的印第安人长相，红色的皮肤，锥子脸，狂野的长发，头上若再戴几根羽毛就可以演西部片。他体内应该流淌着南半球的血液。但他始终认为自己的老家在意大利。卡瓦尼一再向那不勒斯的记者宣称，他的爷爷出生在意大利，因此他有意大利血统。他的足球意识无疑是现代的，他的自我认同却是去拉美化的，这是他不同于雷科巴、索萨等前辈，迅速赢得亚平宁人好感的原因。
（乌拉圭前锋队员埃丁森·卡瓦尼）
另外一位超级巨星因伤坐在替补席上，他就是苏亚雷斯。他同样是广告商的宠儿，是欧洲赛场上最有号召力的前锋之一。在转会市场上，他的身价甚至超过了卡瓦尼。
乌拉圭队已经不再是左派足球的代表，不是由工人、平民组成，而是一支亿万富翁组成的球队。与4年前的乌拉圭相比，这支球队更加贵族化。乌拉圭队的足球之魂已经失去。
看看他们的对手，哥斯达黎加，这个对手更像50年前的他们。大部分球员效力于国内的小球队，他们的身价之和，或许还不及苏亚雷斯的十分之一，但他们自由地吟唱，有自己浓郁的风格，像加勒比海灿烂的阳光。
只有在足球版图的边缘地带，才有平民足球，才有纯乐之花。乌拉圭最后还是向全球化屈服，但在这个地球上，依然有些地方，左派足球倔强地存在，展现着独特的个性，比如哥斯达黎加，比如洪都拉斯，比如加纳……然而，在足球全球化的时代里，他们注定是配角。
作者：马立明，政治学博士，奇葩，夜里不睡，逼格无限大。南方血脉，于广东某报及某电视台担任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