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菊？煲剧？暴举？足球可以成为政治工具，但足球也可以颠覆政治，足球可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但也可以提供风向标和方向盘，尤其在巴西，足球往往可以成为日常生活的政治剧场。
哦也，政治个球啊，小清新朋友们是否又要喊“no politics”啦，又要喊“just for fun”啦？
教堂和球场是政治抗议的绝佳策源地，在这两个地方发生的政治抗议往往是和平的，而一旦政治抗议是在大街和广场上直接爆发，则往往可能引发暴力冲突，假如是从教堂到广场，从球场到大街，经过了教堂和球场的动员和过渡，这样的政治抗议会有所不同，会显得更有凝聚力，足球和宗教一样，成为一种强力粘合剂。经典事例之一是1989年在莱比锡，人们在圣尼古拉教堂参加完和平祷告后举着烛火上街游行，这个“星期一和平游行”成为柏林墙倒塌的发端；经典事例之二是在利比亚，尽管卡扎菲也是个超级球迷，其子艾萨阿迪还在意甲佩鲁贾队效力过，但球迷们在一场比赛结束后公然高呼“卡扎菲是异教徒”，而卡扎菲果然迅速倒台。
（资料图：当地时间2014年6月15日，巴西里约热内卢，马拉卡纳球场附近爆发示威活动。巴西总统罗塞夫当天呼吁国民将政治与足球分开，不论是否存在政治分歧，一起支持足球。CFP供图）
世界杯开幕当天，在圣保罗大街上的暴力冲突被全球媒体大肆渲染，而开幕式上，球场震天价响的针对巴西总统罗塞夫（也顺带针对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的嘘声乃至谩骂，却远没有得到足够关注。推翻汽车和砸玻璃，放催泪弹喷辣椒水总是更吸引眼球的，而开幕式上的政治呼声，也远没有内马尔的进球引人注目。罗塞夫和布拉特或许得感谢日本裁判，是他点球判罚引发的争议，多少转移了政治焦点。
这就是为什么巴西对墨西哥之战，罗塞夫干脆就不去现场找骂了，尽管从拉美地缘政治的角度，巴墨之战相当重要。
假如不是《体坛周报》记者王勤伯的报道，中国媒体和球迷甚至差不多压根就不知道有这事——堂堂足球王国的总统，在世界杯开幕式，被那么多巴西人当着全世界的面公开羞辱。按照王勤伯的考证，那一句针对罗塞夫的巴西脏话的意思，大约相当于吾国所谓“爆菊”。
中国人，从知识分子、媒体到普通球迷，似乎都满足于对巴西的两大刻板想象：一，巴西的街头暴力；二，巴西的快乐足球。巴西作为一个快感符号，为遥远的电视机前的人们，提供了夏日懒洋洋的冰啤，一切水深火热，都化为快感消费。作为普通球迷这也无可厚非，熬夜看球就够累的了，没工夫玩深沉，但对于有的爱凑热闹的公知来说就另当别论。
他们那些关于巴西世界杯的陈词滥调，差不多也可以“毫无违和感”地放到上一届的南非世界杯以及之后的卡塔尔世界杯上，他们无非是一脸苦大仇深地算计各种二手数据，谆谆教诲我们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不会被世界杯掩盖之类真理——这种包装精美的垃圾废话，这种“公知消费”，是对巴西这个国家和对足球这项运动的双重轻慢，从那样的文章你既看不到对足球的热爱，也看不到对巴西的关心或好奇心。
世界杯还没有开打，罗塞夫似乎差不多已经输掉了十月份的大选。假如巴西队夺冠了呢，她不是脸上沾光可以借此大打爱国主义足球牌吗？在巴西，你必须努力学会做一个“足球总统”。前总统卡多佐就曾经赢得了一场经典的“足球选战”：伪球迷卡多佐竟然利用足球击败了铁杆球迷卢拉，赢得了1994年大选。
卡多佐曾在回忆录中感叹：“足球对我们不仅仅是一项运动，而是一个令人沉迷的魔咒。据说每个巴西婴儿一出生脚上都粘着一个足球。”作为一个社会学学者，卡多佐不会把看书的时间轻易浪费在看电视转播足球比赛上，但恰好他碰上了世界杯年，1994年他大胆进行了货币改革，雷亚尔的发行日和世界杯开幕居然是同一天——7月1日。卡多佐的雷亚尔计划和佩雷拉的巴西队的命运于是绑在了一起，雷亚尔沾染了足球乐观的气氛，也沾了巴西队的光。在巴西队比赛的时候，卡多佐都有意招来媒体到他办公室，高调拍摄他观看巴西队比赛并庆祝获胜的情景。
相反，卢拉这个远比卡多佐专业和疯狂的球迷却不敢冒这个险，他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看球，没有记者做任何报道。卡多佐事后自问：万一巴西队输了怎么办？好在他赌对了，趁着世界杯夺冠后的爱国主义情绪，他最终一举战胜卢拉。就职当天，卡多佐在巴西利亚广场组织了一场两万多人参加的“巴伊亚音乐会”（巴伊亚是巴西音乐和巴西文化的发源地）。在巴西，足球和音乐就是民心的两大催化剂，一个政治家必须对此高度敏锐。
卢拉吃一堑长一智，后来当总统之后，“罗纳尔多就是我儿子”成了他的口头禅，而罗纳尔多也为这个自作多情一厢情愿的“干爹”挣足了脸面。作为卢拉的嫡系继任者，罗塞夫虽然不至于宣称“内马尔就是我儿子”，但巴西举办世界杯对她本来是个百年难遇的机遇，没想到她的支持率反而紧随世界杯而持续下跌。作为一个“穷人政党”的领袖，她开始被很多穷人所疏离，最关键的是，拥有更多话语权和发声渠道的中产阶级更反对她。世界杯开幕式上的嘘声和谩骂声，显然更多来自于中产阶级——因为各地穷人跑到圣保罗来看世界杯的比例肯定很少。
开幕式和揭幕战我是在圣保罗队著名的莫隆比球场看的大屏幕转播，当转播镜头对准罗塞夫和布拉特时，我周围也响起了一阵嘘声。而莫隆比球场的这些球迷，看上去都是中产阶级青年。
（资料图：2014年6月12日，巴西圣保罗，2014巴西世界杯揭幕战，巴西Vs克罗地亚。罗塞夫、布拉特领衔各国政要观战。）
据说从2003年至今，巴西有四千万人进入了中产阶级，考虑到巴西总人口也只有两亿余人，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新能源的发现和开发，给了这个国家巨大的发展契机和动力，另外，迥异于很多国家老龄化日益严重的困境，巴西正在享受人口年轻化带来的巨大红利。光从足坛，便可以明显看出球迷中产化和年轻化的趋势，像弗拉门戈、科林蒂安、桑托斯这样以往球迷群体大多不是穷鬼就是屌丝的俱乐部，近些年突然增加了大量中产阶级青少年球迷，门票和球衣销售大涨。相比之下，老牌的白人中产阶级球队弗鲁米嫩塞反而没什么增长空间，这就是为什么前几年他们会养不起孔卡把他卖给恒大。
也就是说，从上一次世界杯夺冠（2002年）以来，从卢拉到罗塞夫，从罗纳尔多到内马尔，巴西悄然发生了一场“中产之变“，而罗塞夫已经渐渐无力带领一个左派传统深厚的底层政党去因应时变，去应对中产阶级日益强大的挑战。罗塞夫依旧拿昔日军政府独裁时代她自己的苦难经历（曾经是游击队员，也曾入狱）来教育民众，但巴西的民主时代已历经整整三十年，反独裁的革命资本已然透支，时代的命题已经变成如何应对民主的挑战。世界杯作为政绩工程对罗塞夫来说已然破产，她现在能做的就是加紧实行一些取悦中产阶级的政策。
被数万人集体嘘骂，罗塞夫的愤怒可以理解，然而她的回击却极为愚蠢，她声称那些在开幕式骂脏话的人“不是真正的巴西人”。罗塞夫这么做未免有点“自绝于人民”了，因为嘘完骂完她之后，全场差不多人人都在张嘴高唱巴西国歌——骂总统和爱国，非但不矛盾，反而相辅相成。
这令人想到1984年，那个乔治·奥威尔预言的年份，在巴西，从教堂到球场，发生的里程碑式事件。
那时候军政府独裁已经维持了二十个年头，在经济盛世的掩盖下，巴西军政府依旧压制民主自由。但是变革的口子已经打开了，新生的中产阶级开始行动。1984年1月，圣保罗大教堂，三十多万人一起高喊：“直接选举，就是现在（direita ja)！”卡多佐回忆说：“游行的大多是激情澎湃的中产阶级。当时的气氛更像是在开派对而不是政治对抗，人们跳舞唱歌并组成人链。最后，所有人牵起手高唱国歌。”卡多佐和卢拉这两位后来的对手相视而笑。随后，里约热内卢又有八十万人集会，圣保罗则又爆发了一次百万人集会。
决定性的时刻发生在这一年，在马拉卡纳大球场举行的巴西联赛焦点大战：弗鲁米嫩塞对达伽马。在赛前国歌仪式上全场高呼：“直接选举，就是现在！”人们一开始高唱国歌随后这句口号山呼海啸盖过了球场广播的国歌。马拉卡纳128713人的呼声通过电视电台传遍全国，最终促使总统菲格雷多顺应时势。第二年，巴西结束了军人独裁时代。
看上去这是一个颇为理想的政治动员模式：意见领袖和知识分子发声，中产阶级带头，底层民众响应。圣保罗大教堂的中产阶级和马拉卡纳的底层民众遥相呼应。然而，变革不是突如其来的，那时候巴西军政府尽管独裁，但仍然存在多党制和一定程度的媒体言论自由，并且菲格雷多上任后表达过要向民主过渡的愿望和决心，只是害怕冒险而一再摇摆。1982年，在桑塔纳带领那支梦幻桑巴军团在世界杯铩羽之后，不少巴西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虽然感到惋惜，但却又感到一丝庆幸：如果夺冠了，军政府又更有理由利用足球苟延残喘下去，就像1970年世界杯后那样。1982年巴西没能夺得世界杯，但世界杯之后这个国家却迈出了重要一步：先在国会实现选举。因此才会层层推进，才会酿成1984年从圣保罗大教堂到马拉卡纳大球场的人民行动。
罗塞夫从昔日反独裁的英雄斗士，一跃成为今日民主假面舞会的女王。此一时彼一时，她本来应该能理解巴西人这种独特的“球场政治”——摇滚领域有所谓arena rock (指那些在体育场开音乐会的大牌摇滚乐队），那么在巴西则有一个arena politics 的传统——何况卢塞夫和卢拉本来就更擅长这种被卡多佐一再批评的“低俗的政治煽动”。
爆粗不雅，尤其是针对女性。但开幕式上巴西人针对的，是政治，而并非女性，他们针对的，是政治的屁股。把政治和屁股牵扯到一起，全球皆有，吾国不也有过所谓“政治就像孔雀开屏后的屁股”这样的比喻吗？吾友胡文辉当年曾经因为仅仅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旧社会把政治和屁股以及女阴联系在一起的典故，就遭到了严厉批判和处罚。一般说来，专制（包括男权）的社会是这类歧视性比喻的温床。不过巴西的情形可能稍有不同，这是一个崇拜屁股的国度，对他们来说美女的臀围比胸围重要得多，屁股既是巴西一个野性的美学图腾，也是政治话语权混沌的磁场。
而足球和脏话一样，诞生于泥沙俱下的土地。
这就是巴西人，难以用西方文明的“普世价值”，难以用“政治正确”的统一标准去衡量的巴西人，他们可以在世界杯开幕式，飞速地从詹妮弗·洛佩兹的屁股过渡到总统的屁股，最后落实到巴西球员的屁股——比如绿巨人胡尔克（又译为浩克）堪称世界足球运动员之最的大屁股。世界杯球场，俨然变成了一个用脏话夺权的想象的乌托邦。
（绿巨人胡尔克）
最后添个蛇足。“中产之怒”这个词组，我是从温州动车事故的媒体评论中学到的。乐观者借此指出：中产们将从灾难中崛起，夺回自己的社会话语权。
中产之怒，究竟有多大的能量？我们的中产是随大国而崛起的，中产一怒，便多难兴邦？但中产们究竟要什么？
第二套房子？一个小三？一个上师？
去巴黎扫货，还是去加州生孩子？去拉斯维加斯蛋疼，还是去拉萨捏脚？
巴西驻华使馆珍藏着李鸿章接见巴西特使的档案记录，李鸿章，那个当时中国最“洋”的人，那个中国海军之父，这样问巴西特使：“巴西有海岸么？”
现在，且让中国的屁民，借世界杯远隔重洋，遥望巴西的屁股。
作者：张晓舟，广东人，现居北京。曾长期从事报纸和杂志行业。乐评人，足球评论员，大众文化和媒体研究者，专栏作家，著有《死城漫游指南》《粉红乌托邦》《生于午夜》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