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再没有什么比房子更令国人纠结的了，有个小伙伴跟我说，恨不得穿越回古代去，做一个不用为房子操心的隐士。
说的轻松，在古代做隐士也不容易。朱元璋曾规定，你要是个读书人，想“自外其教”做隐士，那就斩首抄家——“诛其身而没其家”，所以还得老老实实为房子奔忙。
古代重农抑商，房地产不算“国家支柱产业”，直在民国之前，都没有商业化程度极高的房地产公司。据史料初步判断，类似于现在地产商的商人在唐代是有的，宋人编的《太平广记》里就记载了唐德宗时一个叫窦乂的地产大享。
这窦乂是个商业神童，依照他的社会关系，走仕途并非难事，但他的偶像是子贡，一个靠经商而“富可敌国”，能与诸侯“分庭抗礼”的富豪。
窦乂13岁那年，他舅舅从安州回乡，带了一车当地特产丝鞋作礼物，大家一轰而上，挑拣自己合意的鞋子。窦乂站在旁边淡定地看着，等大家都挑好了，窦乂对他舅舅说，剩下都给我吧。窦乂把鞋子拉到集市上卖掉，得了五百钱，小小年纪就掏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他用这些钱买了两把铲子挖土种榆树，五年成林卖掉，大赚一笔，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他用这笔钱投资制造一种新型燃料“法烛”，赚个盘满钵溢，拥有了80万钱的身家，开始投资房地产。
窦乂在长安城南低价买下一块污水横流的闲置土地，雇人填平，盖了20多间店铺，再招商引资，很快形成一个名叫“窦家店”的市场，连外国的波斯人都来租他的铺子做生意，搞到一铺难求。有人为了弄到铺面，不惜托关系、走后门，甚至找到皇宫里弄条子，窦乂每天有几千钱的租金进账。
就象现在地产商与官员走得很近一样，窦乂也谙熟“政商之道”，知道没有政治靠山，没有利益输送，玩不大玩不久。更何况在古代，商人属于贱民，本来就没有社会地位，更需要政治来撑腰。他听说太尉李晟是皇帝的红人，打探到李太尉喜欢打马球，便投其所好，不惜血本，买地皮加建造总共花了100万钱，将一个漂亮的马球场送给李晟作健身之用。由是，窦乂在李晟的保驾护航下，在商业上开疆拓土，不到40岁就成了长安首富，人称“窦半城”。
只是像窦乂这样的房地产商并不多，因为搞房地产开发需要大资金，古代虽有钱庄，并不像现在银行的杠杆厉害，没有一定的现金流，很难搞大规模开发。
再说了，“住宅用地”也不是那么容易获批，政府卡得比较紧。如唐玄宗时的政策是，“应给园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给一亩，每三口加一亩，贱口五口给一亩，每五口加一亩，……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意思是说，普通人家，每三口人给一亩宅基；贱民家庭，每五口人给一亩宅基。哪怕是购买“住宅用地”，也不能超过规定的指标，超过一亩就要打十大板。肉刑侍候谁还敢玩，除非像《资治通鉴》所记载的，一些皇亲国戚、朝廷重臣染指房产开发，这些人通天达地，搞得到钱，又搞得到地。一般人自己建些房子自住或出租，所以古代房地产市场以“二手房交易”为主，供给有限而造价又高必致房价不菲。
当然，政府拿地就小菜一碟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别说闲置土地，就是拆迁征用居民住宅也非难事。比如北宋首都开封繁华一时，人口越来越多，不得不向外摊大饼。1083年，宋神宗让开封府制定新的城市规划，开封府很快就拿出了方案，规划中说新修城墙要占用120户居民的住宅，补偿款需20600贯，平均每户71贯。当时1贯铜钱折合约27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每户拆迁补偿46000左右。这是首都的地皮啊，这个补偿价，简单跟抢钱差不多了。
有买有卖，说了这卖房的，再来说说买房的，跟现在的苦逼相有得一拼。
你懂的，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官史，记载的平头百姓的事少得可怜，皇家、官僚的事比比皆是，要搜罗点古代买房的事，还是官员买房那点事。
不过，按惯例，官员为帝国老板皇帝打工，老板是“包食宿”的。“食”就是免费工作餐和公款吃喝，“宿”就是提供住房，古代叫官舍或廨舍，或者免费居住，或者廉价租住。
这些官舍大多可以“拎包入住”，家具杂物都由朝廷配好。就拿《海瑞集》里记载的明代淳安县署官舍为例吧，知县官舍的家具杂用有63种，200余件，县丞、主簿等有60种，典史仅19种，配备不可谓不齐全。官员调任或退休时，所有公家的东西不得带走，《萍洲可谈》里讲到王安石从江宁府任上自请退休，夫人吴氏把官舍里一张躺习惯的藤床带回家。没过几天，“郡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只好乖乖把家具送回去。
因此，官舍再好，也是公家的，铁打的房子流水的官，一旦退下来，就得搬出去，像王安石那样，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把家具。如此，哪个官员不希望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呢，只是买房哪是那么容易的事。
还是拿唐代的事来说吧，白居易同志可谓一路官运享通，28岁考中举人，29岁考中进士，32岁参加工作做“校书郎”，在中央政府办公厅负责校对红头文件，级别是个正九品，每月工资一万六千钱，收入不算很低，仍然买不起房。大约是京城官舍太紧张，白居易级别低，连官舍都没有资格租住，只好在长安东郊长乐里租了四间茅屋。
他在《卜居》中感叹：“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说自己做了20年“京漂一族”，想当房奴而不可得在京城漂了20年，连蜗牛都不如，蜗牛还有个“房子”呢。
也是，京城什么地儿，寸土寸金，房价贵得吓人。比方说明朝京师繁华的秦淮河畔，一间房能卖到600两银子，约为现在的55万人民币，即便现在的官员，全凭工资购买也不容易，在当时，一般的官员只能挂挂眼科。
白居易后来攒了一些钱，在陕西渭南县，也就是长安远郊，买下一处宅子，总算是有了自己的房子。
同样是大作家，北宋的苏轼更惨，在京师开封为官多年，级别也不低，楞是买不起房子，儿子要结婚，只好借一位好友的房子办喜事。我真是纳闷，他儿子的丈母娘是怎么会同意这门裸婚的，难道仅仅因为喜欢苏轼的文词？文词又不能当饭吃嘛。
苏家更悲摧的是，苏轼的弟弟苏辙，做官多年，也买不起房，为此他在诗中自嘲：“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说起房子，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比现在的心酸房奴也好不到哪去。有一次苏辙看见朋友的豪宅羡慕不已：“我年七十无住宅……不如君家得众力，咄嗟便了三十间。”为了一圆房子梦，苏辙倾其毕生积蓄，买地盖房，老朽一枚才成为有房一族，真是太不容易。
这是买不起的，有些官员买得起，却未必敢买，常常在职期间“不殖私产”，此话怎讲？原来啊，元、明、清三朝，朝廷规定官员不许在工作地买房。为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原因，说是蒙古人把南宋灭了，派一批蒙古人到江南做官，他们嫌分到的公房太小，出去借住或购买民房，甚至强拿强要，激起民愤，各地义军纷纷起兵抗元。为了化解民怨，元世祖忽必烈颁布了禁止蒙古官员在江南购置产业的严令。
明清把这个制度沿袭下来了，譬如明代规定，“有司官吏，不得于见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意思是说，如果官员敢在工作所在地买房，让朝廷得知，扒光屁股打五十板，开除公职，没收房产。
既然有这样的规定，何必顶风而上呢，做官赚了钱，拿回老家置办房产、田地，等退休了回家养老，那才叫光宗耀祖，非常显摆的事呢。至于平民百姓如何买房，买不买得起房，就像历史不会记载他们一样，没有人管他们。
作者：廖保平，专栏作家，《长江商报》评论部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