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古书的过程中，如何沟通古今之间的关节，它也是有前提的。记得1964年春节，毛主席与邓小平在一起有一次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其中讲到对明朝皇帝的看法，谈话是从考试制度引起的。
邓小平说：“现在学生应付考试，紧张得不得了。我在家时，小孩子说门门五分也没有用。”
毛泽东说：“历来状元就很少有真正好学问的，唐朝第一流诗人李白、杜甫都不是状元，既非进士，又非翰林。韩愈、杜牧、柳宗元是进士出身，但只能算是第二等的。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罗贯中、蒲松龄都不是状元、进士和翰林，曹雪芹、蒲松龄只是清朝的拔贡。(按：他们与状元们的区别，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不是从书本中抄来的，而是从生活中来的。)凡是当了进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明朝的皇帝，搞得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做得最好，他一字不识，是个文盲。一个是明成祖，皇帝也做得不错，是一个半文盲，识字也不多。但以后万历、嘉靖等都读了很多书，成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专政，反而不行，国家就管不好了。六朝的梁武帝，能文能武，能说会写，最后困死台城。宋徽宗能诗会画，字写得很好，做了俘虏。他们都是“只专不红”，亡了国。可见书念多了要害死人。刘秀是个大学士，比较蹩脚。刘邦是个草包，也没有什么文化。我看书要读，读多了，害死人。”
(文/朱永嘉 复旦大学历史系)
毛主席主要是议论青年人读书的问题，书要读，社会实践更重要，真知出于实践。书本知识毕竟是间接知识，人对世界的认识需要有直接知识作为基础，才能理解书本知识，理性认识要有感性认识作基础，有了直接经验再去读书，才能把书读活，才能对书本上的古人设身处地思考其中的成败得失，并从中获取养料为己所用，这时书读得越多越好，因为任何一个人的经历毕竟是有限的啊！只有间接知识和直接知识相结合才能使自己聪明起来。毛泽东反对的是死读书，他自己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酷爱读书，利用一切空闲的时间涉猎各方面的书籍，特别在他晚年的时候更是手不释卷，即使病重且视力不好的情况下也拼命读书。
我顺便在这里提一下明朝十七个皇帝，开国的二个皇帝，朱元璋是最能干的，明代立国的规模是他奠定的。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亦还做了一点事。中国历史上有二个皇帝是布衣出身，一个是刘邦，一个是朱元璋。朱元璋是小和尚出身，做了几年游方僧，以讨饭化缘为生。他没有读过什么书，是从社会实践中学习知识的。现在看他发的上谕都非常口语化，没有之乎者也那一套，很贴近民间。如果读过《大诰》那三篇及《武臣诰》，就可以知道那都是他亲自审案时，对案犯讲话的口气，讲的道理也比较贴近实际。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读书还是很勤奋的，他的办法是找一批知识分子来给他讲历史，如李善长、刘基、宋濂、叶琛、朱升、陶安、詹同，都是曾经陪他读书讲史的人，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才能为其所用。他对自己儿孙的读书教育也是抓得很紧的，他有自己的经历作底子，对历代王朝的兴衰得失也比较容易理解。朱棣是受过教育的，但他主要从内外战争中锻炼成长。
后面的皇帝就不一样了，作为太子有詹事府，有翰林官在那里充侍讲、侍读，有春坊大学士执掌太子的讲读，还为太子选择伴读。从娃娃抓起，始终没有培养出一个好皇帝来。明代十七个皇帝，执政时间比较长的是嘉靖和万历。嘉靖十五岁时从兴王府被推为武宗的接班人，进入皇宫。神宗是六岁时被立为太子，十岁即位为皇帝的。这两个人都是在今天北京故宫这个环境中成长的，万历尤其如此，他一生的生活没有离开过故宫那个环境。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便讲到“嗣君宫生内长，人情善恶未能周知”，朱元璋讲自己则说：“朕幼而孤贫，长值兵乱，年二十四委身行伍，为人调用者三年。继而收揽英俊，习练兵之方，谋与群雄并驱，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乃能剪除强敌，统一海宇，人之情伪，亦颇知之，故以所行，与群臣定为国法。”
而嘉靖、万历都是“生长深宫之主”，“未谙世故”，是明朝二个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书是读过一些，特别如万历即位的最初十年，在张居正辅导下读书学习，但治理国家的能力很难完全从书本上来，它只能从社会实践上来，何况万历的读书，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有老师和母亲的约束，他还不能完全任性地胡作非为，一旦失去约束，那么在宫廷生活这个环境影响下，循其本性，他只会向吃喝玩乐这个方向发展了。张居正死后，他就不再读书，他与嘉靖一样可以二十多年不上朝，什么国家治理，什么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早就丢之脑后，明王朝只能按照其自然趋势，继续走下坡路了。
在故宫那样的环境下，从明代的历史看，很难培养出好皇帝来。从人才培养来看，世家子弟在机关大院这个环境下，很难出现优秀的人才。张居正的家庭出身也不好，他还是靠自己努力奋斗，在矛盾斗争的夹缝中成长起来。优越的生活环境，并不有利人才的造就，艰苦的磨练，固然会淘汰一批人，但也能造就出一批真正的人才。
来源：本文选自“《论张居正及其改革》序言两篇”，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