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许倬云
自从亚当斯密斯撰写《国富论》，替当时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定下了基调，大家都以为这一个经济型态，有其自我调整的机制。亚当斯密斯所谓“看不见的手”，也就是市场价格跟著供给和需求之间，要寻找一个平衡点。从那时候到现在，这一个古典经济理论，面临过一些挑战，却也在斯氏理论的基础上作修正，形成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存在，是为了解释经济变动的现象，而根据这些解释，执政者可以作或大或小的调控。经济理论应当只是工具，不能当作铁则，因为经济型态变化，多种多样，有许多外在的条件，也影响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方向。既然人类的社会如此複杂，世界上没有一种永远不变、甚至于长期不变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我们如何可以自以为找到了一个可以解释种种变化的经济理论呢？
资本主义兴起，在经过一百年左右，那些新兴的工业国家，例如，英美和西欧几个国家，掌握了帝国主义发展夺取的资源。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的跃升，这些国家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裕，有至少一个世纪之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国与国之间的衝突，其实是在争夺资源和市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国家胜利一方，例如英、法，又得到了更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而失败的一方，例如德国，却必须要寻求种种重建的途径，重振国家的力量。在东方，日本趁著大战之中，东方市场上的空虚，应势而起，成为东方的第一个工业国家。于是，古典经济理论，在胜利者的一方，看上去又是无可批评的发展指针。
可是，很快地，世界陷入第一次的全球不景气。那也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第一次面临严重的考验。二十世纪二零到三零年代，欧美几乎同时发生了经济委缩和面临崩溃的现象。欧洲出现的经济萧条，是在德国。大战结束时，英国、法国为了惩罚德国，也毋宁是解除德国再兴的潜力，停战的和约，将德国的生产力，基本上限制了发展的限度，也将德国拥有煤铁资源的亚尔萨斯、洛伦两省，交还法国。德国的工业摧毁了，资源断绝了，德国面临一个空前未有的货币贬值，马克的币值落到谷底，德国百姓全面沦于贫穷。德国的经济崩溃，牵动了欧洲全局，英法也不能躲开德国崩溃的震撼。几乎需要二十年之久，欧洲的经济力量才重新复原。
在美国的现象，则是另外一个局面。第一次大战以后，大量欧洲移民迁入美国和加拿大，他们进入空旷而肥沃的内地，开拓农场，以大面积的田地，用机器耕作，造成了人类空前未有的农业高产量。这些粮食，和内陆的物资，涌入市场，因为供过于求，将农产品的价格，拉得极低。中国俗语所谓“谷贵殃民，谷贱伤农”，庞大的农村地区，却是因为高产而经济几乎崩溃；大批百姓不再具有购买力，拉垮了工业生产品的市场。于是，工厂也面临商品滞销，不得不裁员减薪。在农民已经没有购买力的情况下，劳工大众也失去了购买力，美国经济一落千丈。那些以贷款营利的银行，和以股票吸收资本的股票市场，一个、一个，跟着破产。许多的美国工商业者，血本无归。失业的群众，整日排队等候求职，却是没有工作的机会。
欧洲、美国的经济大恐慌，拉动了全世界的经济形势。欧战期间，中国和日本的新兴工业，也曾经可以填补西方企业撤退后，在东方留下的缺洞，得到一时的发展机会。但是，大恐慌的浪潮到来，东方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日本因为要发展军事力量，国家公权力尽其一切，尤其利用从中国掠夺的资源，帮助企业家发展重工业。因此，而奠下日本二战前期和二战期间的战争力量。中国在那个夹缝期间，也发展了一些近代工业化的基础。然而许多私家企业，在大恐慌的冲击下，同样受了严重的损害。
世界第一次经济恐慌，严重地考验了古典经济理论。供求之间的平衡，到了一定的偏差，那一隻“看不见的手”，似乎无法挽回颓势。德国矫正自己的经济恐慌，是用国家的公权力，依仗“日耳曼精神”，所支持的全民共同建国意志，居然重新建立了强大的生产能力。在这一基础上，希特勒终于发展了挑战英美的军力基础。德国重建过程中，主权国家的威权体制，乃是以全国力量支援经济发展。国家给予许多政策上的优惠和鼓励，才使得生产业可以在废墟上重新起来。这种国家干预的力量，绝对不是“看不见的手”。
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也是以国家力量投入，刺激和推动经济发展。在大量劳力失业的情况下，罗斯福推动公共建设，例如，大型的田纳西水利工程，和全面的修桥补路。全国道路的重建，尤其新式快速公路网，从此密布全国。有些老城市的都市更新也是以国家力量支持巨大的工程，创造就业机会。这种做法，很像中国传统“以工代赈”的救灾方法。只不过，这一巨大灾害不是天灾，而是过度扩张的人祸。
另一方面，已如上一章陈述，“新政”创设了今天的社会福利制度，使得穷而无告的国民，都能在失业时，不至于衣食无著，到了老年，至少可以不虑温饱，安享馀年。第三方面，“新政”时期，国家制定法律，监督企业和金融机构。用“反托拉斯法”，公权力可以不许大资本独占市场。同时，凭借同业互助，再保险，和国家保证存款等等措施，使中小企业都可以互相合作，度过难关。国家依据法律，密切地注视企业界的行为，防止内线操作、互相哄抬、虚设帐户等等不法的行为；犯者构成依法惩治的罪行。
美国“新政”，是非常清楚的“另外一双手”，也就是用公权力，直接干预经济发展；国家公权力的操作，可以在不同的方向，调节控制，避免经济发生过大的缺失，损害了全国国民的利益，也严重损害了国家的整体力量。
美国经济复苏，对于世界的经济，有极大的帮助。相应于“新政”的措施，不是古典经济学理论，而是凯因斯的发展理论。到今天，凯因斯理论和古典经济理论之间，还是互争雄长，互不相下。凯因斯理论基础，是提高消费力量，以此创造更多的市场容量，再以此刺激生产。继续增长的生产力，又可以吸收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失业人数愈少，就业人数愈多，经济力量愈大，于是发展的潜力也就愈加强大。国家一时投入资金刺激发展，和长期将国家财力，支持社会福利；从根本上说，都是想维持一般人民的生活，使他们具备一定的消费能力。
在二十世纪以前，现代货币还是以贵金属作为发行储备。中国传统上是以白银作为储备；西方则往往是以黄金作为储备。在大恐慌以后，美国国库不能再以有限的货币发行量，输入经济体制，强制发动经济动力。于是，政府以中央银行—联邦储备机构—调控货币的发行量，在货币量太少时，降低利率，释出大量货币；在货币过多时，为了避免通货膨胀，政府将以高利率，收回流通的货币。这一套货币控制的机制，毋宁让政府掌握控制水龙头开关的权力，放出多少水量？容许多大的经济发展机率？ 都掌握在公权力手上。这种做法，使公权力主导了经济，对于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古典经济理论，却是剥夺了一般人民从竞争中，求取发展的基本自由。
到今天，美国保守的自由主义者，还以维持自由为主要诉求，力求约束政府干预的权力。相对而言，以社会公平公义为诉求的人士，却是主张维护一般老百姓的利益；他们坚持国家必须要经过公权力，将财富重新分配，使一般老百姓可以无生活之虑。英国保守党、工党之间，和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之间，其争执的重点，也就无非是这两种不同主张之间的争执。
海耶克的理论，另辟蹊径；一方面坚持人民有发展的自由，任何的政府的干预，都最后会导致权力的倾斜，最后，人民会沦为国家的奴隶。另一方面，海耶克还是坚持民主政治，而且以法律来保证民主政治的顺畅运作，和人民的基本权利。海耶克原是经济学家，他的理论结构，逐渐超越了经济领域，而发展为法律和民主理论的配套。
从古典经济学，到凯因斯理论，和海耶克理论，学者们对于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地界定，也不断地因应新的形势，而提出新的解释。放任的自由经济和公权力的干预之间，几十年来，大家都不断地寻找一个可运作的支点。相对于这些理论，则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论，经过革命取得政权，再以公权力完全支配经济发展和财富的分配。自从马克思发表了《资本论》，在第一次大战后，有了苏联的实验；第二次大战后，更有不少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政权。这几次实验的结果，却引起对于社会主义的重思考和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