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艺术展览有没有空间？谁管理这些空间？展览门槛有多高？竞争有多大？如果我说香港从来不缺场地，只缺稍有艺术训练的官员和愿意留港发展的策展人，你认同吗？如果我说香港对艺术这门美学观念欠缺认知，与邻近地区互相竞争又何来谈起？
【只有对策，没有政策？】
在一个被假设“有”文化政策的大格局以外，有一年，荣念曾“天天向上”造像就出没在信义区，可亲可近的香港作品成为台北一市貌；至于在大格局内，香港官员每年都在台湾办“香港周”，台港文化交流当然不限于官式握手，互打手印。艺术家机遇往往是可被总结并记在官方工作纪录的良好示范；今秋“香港周”引进香港已故作家也斯跨媒体作品展（曾于香港中央图书馆、艺穗会展览），亦将有香港艺术家的装置与舞蹈作品参展，是香港艺术家与文学走进官式场域的良好示范。此前，香港艺术馆筹划《身是客》（同一主题曾于利物浦双年展2012参展）进场台北“香港周”……凡此种种，为香港策展的、有官级的人物，其实是挪用现成的、曾经办过的展览，到其他地方3D打印出一模一样的。而《身是客》之所以在利物浦现身，并非香港官方主动争取，而是利物浦策展单位先联络一位艺术家，后来才由艺术家引介予官方。当然，成功不必有我，功成也不必有我在，这位艺术家没有张扬，可是从上述官方“示范单位”式的坚持，至少可以看到两个话题：第一，（假设存在的）香港文化政策“对策化”，导致不少展览先由艺术家主导或策展人牵线，其间官方加入了什么意见，资源如何分配，都是one off地按个别展览来策划；第二，官方每有与外地合作的机会，都但求稳阵、取之现成的作品，一旦牵涉官方其他机构，艺术家更会被代言，艺术家作品简介与意义，观乎官员被报道的文字便知一二。
在我看来，香港只欠一个结合文化旅游与艺展的双年展，把每个展览空间连结起来。不过，并非每个空间都有适合展览作品的硬件。新落成或在保育配套下的地标，设备较健全；长年空置而最具知名度的牛棚，硬件欠奉并非新事，甚至是个传统。去年有一场展览，见微知著，暴露了香港文化政策或对策所形成的困境。以艺术村驻足十多年，作为艺术展览场所，一个时有画展的地方，竟没有冷气机；主办者为了单一场展览购置冷气机，摆在牛棚，可惜官方不许这些未经他们购置的硬件从此摆放下去，要他们在展期完结时清拆掉。由官方管理的艺术空间，就受困于官僚制度，糟塌主办者的心意。从民间主导的艺展小关节中，看到文化对策有时就连对策都谈不上；该展览由外国艺术收藏者主办，艺术空间声誉攸关，尽管作为民间艺团的中介者紧守岗位，也已给人家一个不好笑的饭后话题。
政府既不安装冷气机，又不许你捐出冷气机，上例所见，民办与官办的艺展角力，往往是输给几条过时规矩与几张行政工作须填写的表格。去年春夏之交，几乎与上述展览同时发生的是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由刚过40岁的黄循财担任，这年纪比起今天担当香港馆方与官方的策展者年轻得多。他上任的这一年，刚在2012年退出威尼斯双年展之后；由他接任后，即宣布在2015年重返威尼斯，并会“更完善的规划重新回到这个盛大的国际平台”：“我要艺理会和文物局重新定位，把工作重点放在推动艺术和文化上。”这些年来，新加坡艺理会并非不曾被质问，例如艺术申资助方面，与香港艺发局类近，总有人质疑评审标准；在这一块以外，虽说新加坡委任这么年轻的官员推动艺术和文化，政权下的官僚行政，并非一朝一夕可改善；令人憧憬的，已非文化建设比较与多寡的问题，而是谁可决定文化政策的问题：想象一下，假如牛棚冷气机发生在新加坡，黄循财会有什么反应？
（《身是客》参加2012利物浦双年展）
【空间与人】
香港对艺术这门美学观念有否尊重，看看大学如何看待一个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生的作品就知一二。早前，有张疑似裸照爆光，照片是一壮男只穿袜子，骑在学校牌坊，重要部位刚好压住香港的香字，成为一时佳话。传媒争相报道，致电学校求证，学校回复曰“在公众地方露体属违法行为，有关人士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在言行与处事上兼顾他人感受，互相尊重”；传媒弄了半天，才知道这是艺术系学生的毕业作品，并曾参展，而学校公关似乎不知道学生作品早在哪里展出过；至于流出的照片，只是毕业生的旧作……
香港西九讨论，以至于早前西九自由野争议，无不揭示香港评论者的关注与评议，仍滞留于对政府属意建构的地标（它本身已有疑似地产项目的原罪），而非深入探讨香港策展的各种可能。黄循财说，须持不满足于现状的态度才有进步；香港政府翻炒已办过的展览，做了不少对艺术推广有成效保证的事，正是满足于现状的态度。
在香港看新加坡艺术空间，很容易跌进竞争思维——隔离饭香，看似一切美好，只是，它的美好或非在于有几个比香港好得多的空间，而是民间艺团与官方之间有何角力，角力之后的成果如何。有说新加坡Gillman Barracks已比内地许多艺术区超前不少，香港的亦不在话下；尽管它已算是进驻香港，可它对香港各艺术展览场地而言，还不止于空间上的比较。一如台湾华山文创园区，只要文化部门放手交给各民间艺团租用场地，不怎么限制园区用途（“简单生活节”的草坪演唱会），自然可吸引各地青年进场。
香港实在有许多具潜力的展览空间，缺的一直是策展人。在利物浦双年展上，台湾策展人是驻利物浦的官员长驻展馆，香港则由艺术馆方（作为策展者）与政府机构、资助机构派员前来，所耗资数以百万得出可供政府一展再展的《身是客》，官员十分重视这次展出，开幕派对规模足教同场展出的各地艺术家另眼相看。“重视”过后，利物浦的双年展格局与形式，馆方与官员有否视之为一节文化政策补习班？活用利物浦市内（主要展览场地以外）可展览的场地如废置厂房、公园，甚至连商场、酒店也不放过，以威尼斯式的游城策略，迫使参观者游览整座城市，在这座足球城市发现Tate Modern的伸展力，举办多场马拉松式的、充满火药味的艺术家对谈，参观者即可发现崇尚足球运动的城市，有艺术，就在身边。香港今天有这么多受惠保育工程的新兴艺术空间（蓝屋、油街等等），要一口气向邻近地区展示多如繁星的艺术空间又有多难？
香港艺展空间潜力长期被忽略，并非因为新加坡与台湾的展场比香港好太多，而是官员、馆员、评论员等一直被西九牵着走；在艺术区（或曰集中地）的渴求下，香港艺展空间的讨论，早于十多二十年前就被异化。香港一直以来没有出现过“双年展”概念的民间策展，只有仰看地标的古怪意识，仿佛没有一个叫“博物馆”的展馆，就没有艺展空间；退一万步去想，就算香港艺展空间不足，难道就没办法弄些可展览的空间来？关键仍非空间，一如各界对西九管理局各种言行的质疑，正好反映香港需要的是策展人——即是说，代表香港的策展者有没有举办艺展新思维，而非开拓展览场地。
作者：袁兆昌，香港诗人、编辑。毕业于岭南大学中文系，曾任教育图书编辑、写作班导师。曾获青年文学奖、中文文学创作奖，作品曾列书榜榜首。新著诗集《肥是一个减不掉的词》（文化工房），近著访谈及评论集《大近视》（安徽教育）。少年文学作品有《超凡学生》（作家出版社）、《拋弃熊》（天地图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