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方面讲高等教育向私人资本开放，但是另一方面又大规模补贴公立大学，并对学费收取进行限制，那私立大学怎么办。你政府补贴公立大学不是不可以，但不要限制私立大学收取高学费。对公立大学的学费收取进行控制就行了，只要公立这一块管住，放开了让私人办学去，有什么可怕的？难道不是多了一种选择？难道不是更有利于大家读得起大学，并读上好大学？
因为工作的缘故，我们需要思考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我们发现，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学培养的主要是些理论型人才，而不是技能型和应用型人才。解决之法自然是要实现研究型教育和技能型教育的分离均衡，并且加强技能型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政府在这两种类型的教育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曾经看到一篇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文章认为，“研究型教育主要基于国家产业长期竞争力的形成，以培养能做出原创性成果的科研人员为目标。由于这些研究成果关系到国家长期的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且主要属于基础性和技术性研究，具有公共产品的某些性质，因此主要应由政府投资和资助。技能型教育则主要着眼于中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制造业的发展格局，维护和增强国际竞争中的劳动力优势，以培养能熟练进行某项操作的技术人员和中低层管理人员为目标。由于教育的产品可以直接与就业市场的需求相对接，因此这种教育应随着市场变化而加以调整，其投资方式更多地应该采取市场化方式。”
起初，我们深以为然。然而转念一想，不对，我们见到过成功的政府主导型风险投资吗？政府资助原创性科学研究，这和风险投资公司所做的工作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说政府不能成功地进行风险投资，这不只是我们没有看到成功的政府主导的风险投资公司，更因为我们看到了政府主导的风险投资的失败例子。当年“新经济”热，辽宁成立过一个类似于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公司，后来亏得一塌糊涂，不了了之。今天还有一些政府主导的风险投资公司，不过能够告诉我们吗，它们都在干一些什么事情，培植和孵化了怎样的高科技企业？
为什么我们见不到成功的政府主导型风险投资呢？答案在于风险投资的高度的不确定性及其高昂的监督费用。政府的钱，归根结底是别人的钱。花别人的钱，就难保证当事人尽心尽力，把钱投到该投的好项目上。既然大家知道政府的风险投资是替别人花钱，那些并不是好项目的就有积极性来申报，而且不难得到。这和私人资本进行的风险投资很不相同，它不得不认真地对项目进行筛选，并进行有效的管理，因为它是拿自己的本钱在下注，弄不好是要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搭上的。
如果政府在一般的风险投资项目上不能获得成功，那么我们又怎可以期望政府在资助原创性科学研究中取得成功。政府的钱，恐怕不能投向风险高、不确定性大的领域，而应该投向看得见、摸得着、易观察、好度量的领域。不过，我们似乎太过沉迷于政府主导所创造的种种“奇迹”，太过相信政府的力量。不是吗？别人搞出原子弹，我们很快也搞出原子弹；别人卫星上天，我们很快卫星也上天，似乎政府介入科学研究很有成效。但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些都是别人搞过了，是模仿，有径可循，信息充分了许多，已经大大地减少了不确定性。
过去，我们讲东亚经济奇迹总要讲其政府主导型经济的成功。笔者之一在《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硬币至两面》一文中就讲：“技术外生给定，经济绩效很大程度就决定于动员资源并投向指定方向的能力了……。政府动员资源并投向指定方向的能力显然超过了民间力量……东亚的“强政府”在其“赶超”阶段发挥了应有的积极作用，这是不能否定的。在“赶超”阶段，先行国家走过的道路是清楚地，后发国家的政府拥有相对充分的信息。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介入经济，成功的把握比较大。然而面对未知，需要创新之时，就难免凶多吉少。今天转轨国家所经历的转轨萧条，东亚所经历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无不与当初政府过多过深介入经济活动有直接关系。”今天，我们身处“中国奇迹”之中，对东亚国家走过的道路多做一点思考可能不无意义。
我们不否认，政府资助重大原创性科学研究和资助能够培养进行重大原创性科学研究人才的研究型大学不全是一回事，但政府对于研究型大学的大量资助正是以科研项目的形式进行的，这也是无可否认的；而且没有真正的重大原创性科学研究，又怎能真正培养能够进行重大原创性科学研究的人才？
重点大学当然得办，重大原创性科学研究当然得搞。怎么办？我们的看法，让私人资本去搞吧，让它们收高学费，搞精英教育和重大原创性科学研究去。政府的钱，则主要用于一般学校的职业技能培训。这决不是说前者不重要，而是说政府把钱花在这上面不一定有结果，还不如把钱花在次重要的有结果的事情上更有效。似乎美国走的就是这样路线。美国一流的大学主要地都是一些私立大学，它们是培养医生、律师、社会领导层以及其它社会精英的收取高额学费的选拔性大学，公立大学则是一些像州立大学和社区大学这样的开放性大学，这些大学办学的重要理念就是毕业生怎样迅速找到工作，面向社会开设应用型、技能型的课程。
这样看，政府搞什么211工程，把大笔的钱投向重点大学是不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呢？我的一位在211学校工作的老师告诉我，没有211可能要好些，现在因为是211了，政府投了钱，要进行评估，结果学校就用这些钱出一些书，粗制滥造，结果反而扰乱了学术市场。
中国的第一要务永远是就业而不是其它（讲得有些绝对，因为不绝对就容易被人忘记）。这些年来，我们经济高速增长，越来越富有，越来越有钱，这被称为“中国奇迹”。为什么有这样的奇迹？我们的看法，归根结底是落实了就业。无论是市场化，还是对外开放，不过是让经济的比较优势发挥了出来，而我们的比较优势正是庞大的劳动力及其决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奇迹来自于“世界制造工厂”的美誉，而断不是其它。如果13亿人都能很好地就业了，那么我们何愁不发达，何愁不富庶。到那一天，北大、清华这样的211学校能够得到的资金恐怕远远比今天政府的大规模的资助要多得多，而我们的重大原创性科学研究，也许提升的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创新能力，很有可能是要引领世界的创新潮流的。但这是一个经济社会自然发展的过程，不是拔苗助长可以成就的。
当然，我们不能不关心，假如北大、清华这些重点大学收取高额学费的话，那么穷人家的孩子还能够上北大、清华这些重点大学吗？答案是，优秀的穷人家的孩子还会上北大、清华这些重点大学的，而且还是免费的。我们能够听到谁、谁、谁拿到了国外某某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但是我们就是听不到有谁拿到过国内哪个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这是一个产权的问题，不是一个表面上读得起书、读不起书的问题。我们不可能期望一个公立大学有积极性大规模地资助学生的，因为由此形成的良好的大学声誉并没有明确的收益人。私立大学不一样，其因资助优秀学生而使大学获得的良好声誉是有明确的收益人的。将北大、清华这样的重点大学变为私立自是有困难，但我们可以将高等教育向私人资本进行开放。不是名义上的，而是实质性的。我们一方面讲高等教育向私人资本开放，但是另一方面又大规模补贴公立大学，并对学费收取进行限制，那私立大学怎么办。你政府补贴公立大学不是不可以，但不要限制私立大学收取高学费。对公立大学的学费收取进行控制就行了，只要公立这一块管住，放开了让私人办学去，有什么可怕的？难道不是多了一种选择？难道不是更有利于大家读得起大学，并读上好大学？
原文发表于2007年6月29日《经济学消息报》；
作者：谢作诗，美国大唐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浙江财经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