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理想主义”终结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它的终结伴随着欢呼。
道德呢，理想主义呢，实际上也终结了。
道德是不可靠的，所以它是不可信的。这还不算否定到底，于是需要有“道德大棒”的说法。不管发明人的意思如何，这个说法在使用中不是说道德有大棒和非大棒之分，非大棒的道德还要讲，而是说道德就是大棒，讲道德就是挥大棒，因此道德是可恶的。为了爱护身心，大棒不可以挥舞，道德应该停止。
理想主义也是如此，它不止是无用的，而且是可笑的。理想就够可笑了，还主义，当然更加虚无。诺贝尔文学奖说要“授予在文学领域中创造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作品的人”，大概只有这个“理想”还没有受到嘲笑。
这就是这个社会一般的观念背景。我有时想，既然理想主义和道德都终结了，道德和理想主义都被否定了，发明一个“道德理想主义”来并去开枪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而且道德和理想主义都不存在了，“道德理想主义”岂不是虚构？
但仿佛，我们确实还有着一些道德的残余。例如，尽管这个社会已经相信无私的帮助是不可能的，红十字会被认定为极不可信，但又还认为慈善家尚存，如果有谁质疑慈善基金的账目，就是别有用心。这个社会也还有会对商家进行“诚实守信”的劝告，只不过是用“这样有利于长久发财”的道理来劝导，这就相当于说，如果商家不想长久而只想拿钱就走人，那么坑蒙拐骗也无所谓，因为它符合“利润最大化”的原则。
或许，应该看到“道德理想主义”是确曾存在的，它要求人的日常生活按照紧迫事态的方式去践行道德。例如，人们可能在地震后捐款捐物，可能在危急时刻舍生忘死，却不可能在日常情况下把自己献出去，“道德理想主义”却会高悬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场境中，提出不可能的要求。
不过，这样的时代难道不是“一去不复返”了吗？当人们对道德的厌恶一旦超过对不道德的厌恶，当道德已不再作为评判行为的尺度，“道德理想主义”就根本不可能是现实而只存在于想象之中了。对它的抨击就最多只是对历史的清算，而其现实意义，与其说是提防，不如说更多地是指向了虚构的靶子。
现在，就连“道德”和“理想主义”都已经变成了令人惭愧的名词，谁都不好意思说了，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乃至夫妇父子之间，相互关系的底线都已经击穿，为什么“道德”仍然是可怕的、不值得归来的东西呢？人们对“道德”二字的嫌恶、恐惧，到底是在嫌恶什么，恐惧什么？是害怕哪怕只是“底线”的道德也会缠死自己，还是大家都需要为自己可能的放弃底线的行为预留地步，避免到时候面红耳赤呢？
一个演员嫖娼被捉，舆论挺其“不搞潜规则，不玩女明星，没用公款，还想要怎样”，圈内人呼吁“人无完人，请宽容”，学者表示捉嫖“涉嫌侵犯个人隐私”。被捉的演员不知会不会喊一声“理解万岁”。这样的道德尺度，就算放到全世界，哪怕是那些嫖娼脱罪化的国家，也不会得到认同。
有时，我还会想，为什么我们没有发明“法律理想主义”、“制度理想主义”、“经济理想主义”、“文化理想主义”，去一一否定，而单挑“道德理想主义”来发明和否定。这是因为这个社会只有“道德理想主义”，而没有别的理想主义；还是说“道德理想主义”对社会危害最大最现实，而别的理想主义危害不大和不现实呢？
以为道德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是荒谬的，而且经常伴随着非人性的强迫和虚伪的表演。官员和富人坐牢更容易假释、减刑，这是人为操控；犯罪后出得起钱更容易被“谅解”，请得到名律师能得到更大的翻转机会，公正就算实现了吗？规则公平、起点公平的市场，贫富由能力决定，差距无论多大都合理，正义就实现了吗？法律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制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文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如此等等，难道不也荒谬，而且同样会造成非人性的强迫和虚伪的表演，为什么没有像道德那样被弃之道旁？
在这个社会，道德已经贬义化了。至少在舆论场上，它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任何一件坏事情，我们都会看到“不能进行道德审判”的提醒，看到对事情的道德宽恕，看到挖掘制度成因，好像制度一变、法治一立，就相当于上帝驾临、万物归位。制度僵化和不良也为这样的公式提供了方便。从好的一面说，我愿意理解，这代表着变革制度的要求，但这样的解释公式是一种真切的认知，还是就便的思维套子？为了一个好社会，必须将道德清离社会现场吗？
道德已死，理想主义已死，道德的理想主义，说起来都奢侈，现在是道德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一个道德都已经失去了的社会，一个厌恶道德的社会，是不用担心“道德审判”的。那些“谨防道德审判”的呼吁，虽然随时都在发生，却空洞无物，不着边际。
作者：刘洪波，当代著名杂文家、评论家。《长江日报》评论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