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我的女儿从小接受一些教科书上没有的人文教育，老婆从两三岁起就往家里买书，每天都要花两个小时给她讲故事。现在女儿上学了，已经可以拿起报纸磕磕巴巴念了，书买得就越发频繁，每个月都不少于四五十本。书房里沿着墙壁顶到天花板的书架本来就排满了我们两个看的书籍，现在更是拥挤得不堪。
有一天，女儿突然问我们两个：你们怎么不写书？
我确实有超过十年没有出书了。原因大概有二，一是不够勤奋，二是从2002年我一直在做杂志编辑工作，花了几乎所有的时间在编新闻、改报道——这些改稿的工作基本属于重复劳动，就是把记者们不太规范的文章，用一些框架改成某种格式化的快捷读物。编辑的工作做久了，免不了陷入教条，文字日渐板结，都快得写字厌恶症了。
好在最近一位改行到出版社工作的前同事，把我过去十多年写的一些评论文章整理出来，替我张罗着出了本集子——《人民需要放鞭炮》，收录了我2002—2011年在《商务周刊》杂志撰写的部分社评文章，以及2011年下半年转到财新传媒后在财新网发表的十多篇评论。书印出来，我拿了一本给我的女儿，说爸爸总算是交差了。
“人民需要放鞭炮”这个书名，既是其中一篇12年前写就的古老文章的题目，也取其中有些悲观主义的喻意——人民需要表达权，虽然这种表达在大部分时间就像放放鞭炮，能听个响，却起不到什么实质作用。
（喜放鞭炮的中国人）
表达权是一个政治概念，就我所知，在国内体制内的话语场，最早见于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前讲保障人民依法参政议政、管理国家事务，经常被提及的是要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和谐社会这个执政党关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或者政治理想面世后，就在传统三权之外又增加了一个表达权。我理解，这说明高层也认识到，公民有没有表达权、能不能得到充分彰显，是社会和不和谐的关键性因素，要创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对公民自由表达自己意愿的行为给予充分的尊重、保障和鼓励；相反，公民有话不能说，有怨不能申，表面上看耳朵根子清静了，实际却积累、激化了本可透过聆听和对话消弭、缓解的矛盾误解，破坏了和谐社会的基础。
只是知易行难，口惠而实不至的事情多了，我们也就明白，非不能也，实不为了。执政者的思想认识水平在与时俱进，但利益格局却日益固化，既得利益者恨不得拧干石头中的最后一滴水，哪管身后洪水滔天；网络时代的技术革命和创新工具大大提升了普罗大众获取信息和表达意见的能力，能力的提升势必带来对应有权利更为迫切的要求，但权力者“维稳”和控制的管理思维根深蒂固，让民众得以充分表达的通道和机制并未畅通，甚至经常性地受到限制和打压。今天的微博，明天的微信，都是新的舆论场快速风行、随之管制加身的典型。
在这个背景下，新闻媒体的意义并未被技术进步所颠覆，相反，它的大部分价值应该获得更强有力的彰显。原因很简单，人们获取信息的通道和便利性成倍增加，对好内容的需求也在成倍增加，远远超过新闻生产的速度。新闻工作者的时代使命，是以比从前更快的速度、更全面的触角，生产出更多能够连续提供的好内容。
但是很遗憾，我们看到的现实刚好相反。愿意进行这样专业主义内容生产的媒体和媒体人越来越少了，大多数媒体都在组合信息、拷贝信息，放弃了对事实真相的追求，最多增加一些自己的评论。但失去了对事实真相追求的新闻评论该是怎样的无病呻吟？这就是我们目前绝大多数新闻评论的特色：每一句话都是大而无当的正确话，更有操弄文字的熟手不乏高屋建瓴、文意洋洒之作，但要么事事拷问制度，要么多有猜测诛心之论。
我们在微博、微信上看到的正确观点太多了，多到变成了另一种思想鸡汤。更危险的问题还不止于思想鸡汤化，我在《人民需要放鞭炮》的自序中就写到了自己的一种担忧：这个社会已经能同时存在多元的声音，但每个人似乎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并都从无数周边琐事和媒体报道的新闻中选择性吸取符合自己偏好、强化自己观点的信息；我们可以容忍与己不同的观点，但对于持相左观点的人，则非常容易言之凿凿地揣测别人的险恶动机，严谨的就事论事的讨论很难完成；微博、微信等互联网交互工具极大拓展了我们发表观点和听取观点的渠道，但收听、拉黑、朋友圈等功能又使我们的耳目越来越内卷化；所有最初热火朝天的网络论坛最后都会沦为一小批精英人物的讲坛；大V知识分子们热衷于给自己或对手扣上标签，不断地拉帮结派，稍有相悖就无情切割……这所有的悖论，其实都是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的写照：它众声喧哗，却无可相信。
这种担忧也促使我在《商务周刊》“被关门”后，从到大学教书和到一线从事调查报道两条人生道路中选择了后者。现在的中国，缺少的不是观点、思想、主义，缺失的是对真相持续而独立的挖掘，是能够被大家相信的事实。当民众知晓了真相，当权力者在事实面前无可狡辩，人民的声音才有可能不再只是一阵讨人厌的鞭炮响。
作者：高昱，财新传媒编委，原《商务周刊》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