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法艇：市场经济下还需要名人故居吗？

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摘自2009年第20期《新周刊》潘滨/文)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的旧城改造和拆迁，更多的是政治力量在发挥效用，那么，在1998年房地产政策改革之后，资本力量逐渐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北京城市变迁的主因。在经历了政治运动有意识的拆毁，以及上世纪80年代无意识改建后，已经失去本来面目的北京内城，在“金钱推土机”的步步紧逼下，正被压缩和加速消失。

　　争夺战

　　11年前赵景心老人的遭遇，似乎预示着一个开端。1998年2月底的一个傍晚，80岁赵景心和老伴散步回家时惊呆了，大门两旁一边一个大白圈，里面写着大大的“拆”字，老伴的血压当即升到185。赵景心终于知道，不远处修建的平安大道，虽然赵家小院离大马路有140余米，根本无碍，但是开发商看中了这块地皮，想借马路拓宽之机建设商业大楼。

　　作为两航起义功臣的赵景心教授，不愿意向开发商屈服，他深知这所房子和屋内家具的重要价值。这座被称为家庭博物馆和玫瑰园的院落，建于明末清初，两进院，有1000多平方米，格局整齐，建筑精致。院中几株玫瑰长成了大树，有一人多高，珍贵的凌霄树蜿蜒苍劲。精美的落地雕花隔扇，每一块窗格的小饰件都完好无损。室内的陈设更是条幅书案古典高雅。

　60年前，中国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赵紫宸(赵景心父亲)，经梅兰芳家人的介绍，用100多匹布从一赵姓中医手里购得此屋，并携女儿赵萝蕤入住。赵萝蕤是研究惠特曼和艾略特的专家，一生从事翻译和比较文学研究，生前是北大一级教授。当年，这父女俩就是带着他们宝贵的藏书和满堂的明代家具搬进美术馆后街22号。

　　赵景心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闻讯之后的舒乙来了，文物专家来了，记者来了。在一份向政府发出的保留呼吁书上，吴良镛、侯仁之、罗哲文、郑孝燮、梁从诫等人都郑重地签上了名字。赵家小院声名远播，拆迁的脚步好像也慢了下来，拆迁公司的人不再上门，所有人都看到了希望。赵家获得了暂时的安宁。

　　但是，赵景心并不敢掉以轻心，白天夫妇俩紧张地守护在家；夜晚他们靠安眠药入睡，稍有声音就惊醒，起身查看。眼见得平安大街两边竖起了不伦不类的明清风格假古董，赵景心越发找不到屈服的理由。为什么一定要拆了真古董盖起假古董？

　　所有的呼吁和努力并没有挡住轰鸣而至的推土机。一天下午，小院的院墙被铁臂直接捣毁，赵景心要求恢复，拆迁公司理直气壮：给你砌墙？我还要拆你的房呢！愤怒的赵教授把相关责任方告上法庭，却遇到巨大的荒唐事，东城区文物局领导出庭作证，指称赵家院落没有保护价值，支持拆迁。开发商随即打出公告，要求住户“必须服从城市建设需要”，在月底以前搬离，否则将对该住户实行“证据保全”前提下的“先行拆迁”。

　　几天之后，赵景心教授接到了东城区房地局最后的裁决：5日内迁至朝阳区洼里乡大羊坊村西周转房三排11号，将原住房腾空，交申请人拆除。2000年10月26日，伴随着推土机的轰鸣，专家和公众一直关心的美术馆后街22号院，终于化作了废墟和尘土。赵景心夫妇在强行拆除前，被用救护车送走了。

　利益链

　　　赵景心的失败只是一个开始，几乎与此同时，又爆发了蔡元培故居拆迁事，之后，菊儿胡同、南池子胡同、砖塔胡同、锣鼓巷、东四八条胡同、草场胡同等等文物古建，不是被拆毁，就是遭到局部破坏，还有一些胡同被商业重建，做成“假古董”。据故居研究者陈光中介绍，几乎每一次拆毁都伴随着一场拆与保的争论，但往往“拆派”成为最后的赢家。

　　2009年7月，拆迁队的铁锤落到保护北京老城的标志性人物———梁思成的故居上。位于二环内、建国门地区的北总布胡同24号的此处，正是开发商眼里的黄金宝地。可是，倒退70多年，这小院里进进出出的，可都不是寻常人物。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共在此租住了6年多。从1930年到1937年，他们在这里生了个儿子，并从这里出发，完成了对中国古代建筑群落的大部分考察。林徽因布置的“太太的客厅”，则是当时北京最著名的文化沙龙。张奚若、沈从文、冰心等政治和文化名流，都是小院的常客。

　　“梁什么也得拆啊。”来自安徽的拆迁工人并不知道这个小院的标志性意义。“我参与了西厢房的拆除，我们四个人，拆了两天。”工人认为现在工程暂停并不是专家呼吁的原因，而是很多拆迁户都没有搬走。

　　梁林故居的拆迁补偿价已经涨到5.5万元/平方米，但是8成的居民还是表示不能接受，毕竟他们每家只有20多平方米的使用面积，在日渐增长的北京房价面前，不能买到满意的房屋。由于《城记》作者王军的奔走，对梁林故居的拆迁被紧急叫停。但未来的结果，并不被“保派”专家看好，真正属于故居的仅剩四间倒座房和一棵马樱花树。

　　在利益链的另一端，是文保专家的呼吁和奔走，力量孱弱，胜者寥寥。

　　恩怨录

　围绕北京旧城的改造与开发，一直存在两个针锋相对的派别———“拆派”与“保派”。“保派”的代表人物有郑孝燮、梁从诫、吴良镛、王军、华新民、罗哲文等，而最著名的“拆派”专家是王世仁。虽然两派在人数上对比悬殊，但主张拆迁的意见往往占上风，因为背后有权力和商业力量的支持。

　　“‘拆派’有一个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改善人民生活。”陈光中说，事实上，大杂院里的内城居民确实生活条件较差，“拆派”人物总喜欢在这一点上做文章。王世仁有一句比较著名的话是这样说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何以解忧，唯有拆迁。

　　说起“拆派”与“保派”的交锋，有几次著名的事件不得不提。美术馆后街22号是一个开端，在小院拆与保的僵持阶段，东城区文化委员会找来王世仁。王时任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委员，受委托参与了对赵家院子的文物鉴定。最终，王世仁在法庭上出具了自己的鉴定报告，彻底推翻了之前各位“保派”专家的保护理由。

　　2002年，南池子改建工程上马。作为北京市政府确立的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南池子的命运牵动了“保派”专家的心，当时华新民为了唤起政府领导对文化故居的认知，还举办了一个图片展览。加上很多专家给中央写信，后来改造工程中途停滞。

　　王世仁再次出面，主张继续加大拆迁力度。最终南池子保护区大半区域被整改，大批质量较好、具有历史价值的院所，再一次灰飞烟灭。

　　2007年5月，大家把目光聚集到了东四八条胡同上。由于这里属于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区，拆迁刚一启动，就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反对。随着信息来源的不断增多，质疑的声音开始转移到王世仁本人身上。他的女儿和女婿被推上前台，王的女婿林楠作为合伙人创办的筑合建筑设计师事务所，从东四八条改造项目中获取了部分设计业务，而在此之前，王世仁的女儿王葵承接了北京市东城区皇城遗址公园的部分设计业务，那也是王世仁作为规划评审专家力主拆迁改造的项目之一。

　　“我们除了向公众呼吁和向文保部门反映，几乎没有更有效的保护方法。”陈光中说“保派”专家面临着严峻的现实困境，即缺乏权力部门的支持，也没有商业力量的赞助。而“拆派”人物，利益清晰，背后有资本力量的支持，很容易就占得上风。

　　“保派”与“拆派”的故居争夺战，并非全无成果。他们从推土机下抢回了蔡元培故居，尽管它的背后是开发金宝街的中国女首富陈丽华。在梁林故居被暂时保留下来之后，“保派”专家的目光都齐齐投向位于米市胡同的康有为故居和八道湾11号的鲁迅故居。据王军介绍，中信地产准备把康有为故居周边的房屋都拆掉，不能拆的文物保护单位，将用一座大楼包围起来，“故居被吞进肚子里去了”。

开发商还把“故居文化”作为一个商业元素在叫卖，“我们还有一个南海会馆，它就是康有为故居”。　　

上世纪80年代，辜鸿铭的寓所变成了王府井旅馆；1991年，李鸿章祠堂成为东城区档案局；1998年，明代严嵩的别墅被拆。之后的十年，名人故居依然未得到北京这个城市的尊重，拆迁一直处于进行时。

1999年，为了展宽广渠门大街，曹雪芹故居“蒜市口十七间半”数天之内成了一片颓垣败瓦。有评论认为，“十七间半”的外墙在扩展后的广渠门大街人行道上，人行道完全可以绕行，保留“十七间半”对扩宽道路并无影响。后传出消息，曹雪芹故居在离原址不远处重建。

2000年10月26日,位于美术馆后街22号的赵紫宸故居被拆，赵紫宸为知名的基督教领袖。这座1000多平方米的四合院，曾被中国最权威的文物、文化专家侯仁之、吴良镛、罗哲文、郑孝燮、舒乙等称为“集建筑、人文和文物价值于一身”、“有巨大价值”，但最终仍未避免厄运。

2002年，位于宣武区棉花头条1号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林白水故居被推土机铲平。一位在现场的大妈说：“除了挂了一块牌子以外，根本看不出是文保单位。”林白水为民国时期著名报人，1926年被军阀张宗昌杀害。

2003年，梅兰芳的故居“无量大人胡同5号”(后来的红星胡同5号)虽被列为文物，但仍然被拆除。无量大人胡同5号曾是民间外交场所，“几年间造访的国际友人多达六七千人，包括瑞典王储古斯塔夫六世夫妇，英、美、意、西、日等国驻华使节，文艺界、教育界、政界、实业界的知名人士等等”。《梅兰芳珍藏老别册》曾提及，宅内“亭台楼阁、山石曲廊、院宇深深、景色别致、陈设典雅”。

2003年，察院胡同23号，著名诗词学者叶嘉莹家族私宅被推土机铲平，叶家的四合院已有200多年历史。胡同保卫者华新民曾致信叶嘉莹，描述拆迁时的场景：“那张着大口的锋利的铲斗，把一堵堵的墙抓起来，又摔到地上。还有高大的红门，被撞飞到半空。还有邻院那棵粗壮的核桃树，喀嚓喀嚓地响着，撅折了。只半天的工夫，那里就只剩下一地的碎砖。”

2003年年底,东城区贡院头条2号，法学家钱端升的私宅被拆除。

2004年，东城区西裱褙胡同31号戏剧理论家齐如山的故居被拆。除了对北京有特殊意义的于谦祠外，西裱褙胡同的建筑大部分被拆除，其中包括西裱褙胡同36号的何其芳故居。

2004年11月，砖塔胡同95号张恨水故居被拆，成为高楼的施工现场。张恨水1955年搬入该处居住，直至去世。

2005年，孟端胡同 45号清代果郡王府被连夜“迁建”，这座王府曾被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称作四合院的“上上品”。拆迁后，这里成为北京金融街的开发项目用地。孟端胡同拆迁后，开发商承诺将45号院迁建到历代帝王庙东边的一个工厂里。

2005年6月16日，西城区赵登禹路北端东侧的八道湾后院共9间周作人的住房被拆除。同年8月8日至10日，八道湾西侧鲁迅写《故乡》、《阿Q正传》等作品时的三间书房在三天之内被拆除。

2005年，北京东堂子胡同 51号，沈从文曾经寓居的原历史博物馆宿舍院被拆，沈从文曾在此处完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该院为二进四合院，有起脊瓦房26间，建筑面积为459平方米，院内空地面积为350平方米。

2006年，前民国总理唐绍仪故居麻线胡同3号院被拆，该院名为“意园”。被拆时，3号院墙上的“北京市东城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合院”的牌子被一张报纸遮盖住，其后，这块牌子竟被从墙上撬了下来。麻线胡同3号院建筑风格独特，有中西合璧之风。据《北京地名典》记载，“宅内有太湖石砌门洞，两边大青石条有对联，为乾隆御笔，是圆明园遗物”。

2007年，北京宣南古城区的名人故居在拆建中大量消亡。平坦胡同内，京剧“后四大须生”奚啸伯的故居被拆除一空；后兵马街北侧，京剧“四小名旦”张君秋的故居被夷为平地。此外，荀慧生故居、明代谢枋得祠等先后被拆迁。

2007年11月，米市胡同64号泾县会馆被打上了“拆”字，这里曾是五四时期叱咤风云的《每周评论》编辑部旧址，胡适和陈独秀等人常在此地。

2009年7月，位于北京老城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由于相关管理部门的失职而遭破坏，距废墟仅一步之遥。后在新华社记者王军等人的呼吁下，梁林故居残余部分得以保留。“梁林”因保护老北京而闻名，却未曾料到死后故居竟险遭拆除。与其一墙之隔的金岳霖故居也险遭破坏。

唉，一声叹息!

曹雪芹故居。广渠门内大街207号，1999年拆除。

赵紫宸故居。东城区美术馆后街22号，2000年10月被夷为平地。

张恨水故居。砖塔胡同中部，2004年拆除。

林白水故居。宣武区棉花头条胡同，2002年拆除。

梅兰芳故居之一，原无量大人胡同5号，2003年拆除，现为一大厦所在地。

即后来的红星胡同11号，现华丽大厦所在地。

原无量大人胡同24号，现红星胡同61号，中国摄影家协会旧址。

清代果郡王府，2005年拆除。

位于北京宣武区米市胡同岌岌可危的康有为故居。

“奥迪、帕萨特、马自达……这些人刚到这里时，都是骑自行车来的，两年不到，这十几号人全部换了新轿车。”戴着红袖章正为社区执勤的王兴说。他口中的“这些人”，都是为“中信城”项目做拆迁服务的包工头。他们与住户谈判，各个击破，获得房屋产权，然后层层加码，卖给开发商。

这些开上新车的人，正与王兴等居民展开激烈“交锋”，因为补偿费用鸿沟巨大。“康有为故居”门前的影壁上，一个“拆”字写了又涂。王兴就住在这个大杂院里。“‘两会’期间，他们怕影响不好，把‘拆’字又给涂了。”居民指着周围的建筑，“你看所有的墙壁、房屋，都被写满了‘拆’字，甚至路面上都有。”这是梁思成故居险遭拆除之后，又一处面临消失命运的名人故居。它的存废，将关系到各方利益：政府、开发商、原住居民、拆迁公司、“拆派”与“保派”专家。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的旧城改造和拆迁，更多的是政治力量在发挥效用，那么，在1998年房地产政策改革之后，资本力量成为北京城市变迁的主因。北京内城在“金钱推土机”的步步紧逼下，正被压缩和加速消失。

解放后就拆了北京城墙，改革开放了，不光是拆胡同，连一些文物单位也未能幸免。

别了，我们的胡同，我们的北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