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休假回家，老家的房子紧挨着我曾经读过的乡镇小学。上午10点左右，响起熟悉的广播声音，一群孩子在广播中传来的稚嫩声音的指挥下有序地踏步，然后开始聆听校长讲话，接下来则是集体做广播体操。
这让我想起我的小学和中学生活，除了中考、高考等考试是最为沉重的包袱外，那段经历几乎成功塑造了少年时的性格和三观。比如，在小学四年级时，我也曾扮演过小喇叭的角色，对我来说，最兴奋的不是可以喊口号指挥小朋友们原地踏步，而是可以免去几十分钟的烈日暴晒。家长们和老师们视这个岗位为荣誉，而之所以可以担成为“既得利益者”，多半与学习成绩有关，而我还有另外一个加分因素——所有的老师都是我爸的同事，看着我从开裆裤时期开始成长。
除了关系户外，班干部们的职位高低几乎和成绩挂钩，只有劳动委员和体育委员例外，高大威猛、发育较早的孩子是这两个职位的常客。从小学高年级开始，细到每个班级，都有类似于党和政府的“两套班子”，每个班级都有班长和团支书（中队长），各种组长和委员。
印象极为深刻的是，初中时的黑板上有一期专门介绍班（团）干部们的职责，对组织委员一职的要求上写着：“积极配合团支书完成上级团组织交付的任务、掌握近期班级思想动态并及时向班主任报告。”
维护秩序是班干部们最主要的职责，而“掌握思想动态”这种意识形态极浓的话语背后是最早的“政治启蒙”，在那段几乎每个人都参与过的“作威作福”的岁月里，班干部们拿着本子登记迟到早退、自习课上窃窃私语、没认真做眼保健操的同学以及值日的同学扫的地板干净程度，课后向班主任汇报，这种打小报告行为因不断被强调的“集体荣誉感”反而变成了道德优势一方——挂在教室里最为显赫位置上的流动红旗的时间长短取决于上述现象被登记的次数，而班级内部的监督制度是很好的演练和预防措施。
轮到上回被登记次数最多的小组（班级）的小干部们成为监督者时，多少会夹带私货，对其他小组乃至个人实施报复，小班干部们手里的这种权力很容易就可以出租出去，比如为了哥们或者更加关照自己喜欢的漂亮女生。对班主任和年级组长来说，这种学生内部的斗争是喜闻乐见的现象，因为他们最主要的任务是保证教学和校园秩序，以便应付各种上级的文明校园检查。
班集体的歌唱比赛的名次，以及本班级得以进入学校组织的专门用来欢迎各级领导视察的腰鼓队、喇叭队的人数，是班主任在学校里的“外交能力”、校领导喜爱程度和人品的重要指标。家长们和老师们认为，这样的校园氛围最有利于出成绩，为了达到结果，可以牺牲孩子们的天性。
（涂红脸蛋、扎大头花的孩子）
今天看来，这种强调秩序和集体荣誉感的校园教育并没有为它的产品带来良好的文明习惯，甚至相反，比如公共场所排队等。越是落后的地区的校园，越压抑个性强调秩序，若是纵向比较，与父辈们相比，这种高压校园维稳氛围已经在80后接受教育时淡化了许多。总体上看，发达地区的年轻人在更有个性的同时也比老一辈们更加注意公共秩序的遵守和维护。
与秩序相对应的还有这种秩序下的三观塑造。
我常开玩笑，我们这代人中有不少人或多或少患有“小学班干部”综合症，以至于我们在一些场合总是像通了电一样，不由自主扮演自己讨厌的角色，既惧怕权威又渴望权威认可。这种权威可能是老师或者父母，亦或是业内前辈、体制、行业标准。
为了获得认可，假大空的各种心得体会几乎是每个80后儿时的拿手好戏。那天我在家里无意翻开自己一篇小学时写的作文，老师在下面的评语是：“这篇读后感通篇充满了小作者的激情，全文结构合理，多使用排比句和拟人的修辞手法，最后落实到‘为振兴中华而学习’上，切合实际。”那篇读后感是课后作业，读的是当时每人人手一本的“课外读物”——《迎接香港回归祖国》，开头我写着：“阅读了《迎接香港回归祖国》一书，我为香港屈辱的历史而悲愤，但更为香港同胞与帝国主义者侵略英勇的斗争而感动；为西方殖民者的残暴统治而愤慨，更为艰苦奋斗的同胞们即将回归而翘首企盼。”
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我小学时写的作文。
中学时，有一次老师义愤填膺地突然宣布休课一节，因为我们的大使馆在南联盟被轰炸了。我深深感受到整个班级沉浸在前所未有的悲愤中。老师不仅是一位渲染气氛的高手，而且知识面突然变得极为丰富，引经据典地把“中华民族苦难史”陈述了一遍。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年后高中历史课本的内容。我问过其他班级的小伙伴，他们的班主任也大概如此，而且大家一致认为那是老师们最为大胆的一次课堂演说，因为老师含蓄了批评了政府，并用了“软弱”一词。
两年后，又是一个课堂，不同的老师，但同样的形象和演说再次出现了。那是911恐怖袭击，当老师们告诉我们这个消息时，课堂上竟然欢呼雀跃。这种欢呼一直延续到中午食堂吃饭时，当时同学们正在边吃饭边收看午间新闻飞机撞击世贸大楼的画面。在随后的作文课上，一位今天看来知识结构十分丰富的同学被老师批评得体无完肤，这位同学选择了911当作文题材，批评同学们狂欢的现象，并使用了“善恶二元论”等许多同学看不明白的词汇。老师对这位同学很失望：“你明明是个好学生，不能走歪路，这样的作文在高考中会吃大亏。”
幸运的是，总是会有些老师在适当的时候成为这种教育的搅局者。高一时，班主任是大学应届毕业生，虽然他是物理老师，但在他的课堂上，我知道了黑豹乐队。而历史老师在讲述一些敏感问题时，会和生物老师遇到男女生殖系统章节时一样直接跳过，让同学们自习，但在私下的交流中给一些暗示。
因为这样的文字和“三观正确”的答案能带来好成绩和老师们一致的好评，甚至可以代表班级或者学校参加各种作文、朗诵、演讲比赛，会驱使自己更加努力朝这个方向发展。而且老师们的态度会强化这种现象，我一位要好的朋友告诉我，她在高中时，成绩一直很好，被视为帝都和魔都一流大学的有力竞争者。虽然最后的高考没发挥好，但她依然考上了一所985工程高校。在填报志愿那天时，她和父亲远远望见年级组长朝他们走来，父亲向老师问好，但被老师视为空气，直接飘过，而在高考前，她是这位老师嘘寒问暖次数最多的学生。
更早的小学时，我曾和我的同桌玩得很好，但因为他成绩差，虽然每次调皮捣蛋都是我开的头，但很多坏事，老师坚持认为不是我干的，这位同学替许多“好学生”背黑锅。更狠的是，一次课堂上，他答出其他同学答不出的一个数学题，老师对他的评语是“猪八戒终于立功了”，我不知道这样的评语对他的伤害有多大，但是此后他的确从未举手回答过问题。
（远去的80年代）
上周和几位同行聊天时，聊到对90后、00后的看法。我和另外一位同行坚定认为和80后相比，他们更有希望，因为他们更有个性，身上的一些劣根性会少许多，他们漠视权威，自我但也更加尊重他人的私权。但持不同观点的朋友认为，他们功利性太强，对传统社群过于疏离，对功利法则潜在认同。或许，两种观点都有道理，和我们一样，这款“产品”也转型得较为不彻底。
不得不承认，我对90后和00后充满好感可能是因为极为讨厌自己以及自己周边同龄人的劣根性。虽然许多80后在高中或者大学、工作后阅读了更多书籍，尤其是政治学、社会学经典著作的重新洗礼，在不同阶段开窍后会重新审视过往的经历，但曾经接受过的教育多少会植入一些劣根。
因为就业市场的多元，艺术和职业技能比过去受到更多地重视，接受高等教育不再是唯一的途径，我本以为这种校园氛围应该会越来越淡化。但每当我们这些恰逢婚育年龄的80后同行、同事、同学聚会时，都会变成对下一代即将面对的校园教育的批判大会。
一位朋友是海归博士，孩子出生在英国，小朋友随父母回国后在国内幼儿园上学。某天，幼儿园的老师通知朋友，让家长明天不要送小朋友来幼儿园：“明天有教育局的领导来听课视察，你们家小朋友太好动了，坐不住，会影响课堂秩序。”这让朋友哭笑不得，孩子已经习惯在大不列颠的幼儿园课堂上随意走动，在那个国度，乱哄哄的幼儿课堂是常态。他们家小孩是我和太太见过的最聪明的小孩之一，活波可爱且有礼貌，而且英文和中文的语言表达能力都很强，但或许早慧对没有成绩要求的幼儿园来说，并不是可以让老师们喜欢的优点。
另外一位公务员朋友、年轻的妈妈在朋友圈里吐槽他们单位周边的小学：“孩子们排成队在校门口喊‘老师好’，每天100遍；小班干部们对不听指挥的同学颐指气使；广播台传出小女孩憋着嗓子朗诵无病呻吟式的假大空散文；老师改作业也和20年前一样矫枉过正；听说买学位房入校的孩子被集中在一个班，安排最没经验的老师带……25年前我们经历过的还将在咱孩子身上上演，没有进步反而愈演愈烈。”
但幸好80后的后代的父母会反思，相对多元的今天，校园教育也不再是获得知识和塑造三观最为主要的途径。而在我们读书的年纪，除了少数靠谱的父母外，大部分父母和老师的教育观十分接近，甚至会托各种关系嘱咐老师“严格要求自己的孩子”。只是每当看到周边的年轻父母们不得不为了孩子去奋斗一套所谓的“学区房”时，这样的吐槽让人十分惆怅和伤感且无力。
作者：郑东阳，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资深媒体人，壹读专栏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