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在于丈母娘”——在搜狐报道“宁夏送电工娶日本媳妇，两人一起还房贷”后，友邻在豆瓣上发了句感慨。这篇出自“通讯员”之手的报道把所有甜蜜、顺利、正能量的情节都集中到了一起，特别提到了日本丈母娘对女儿选择的支持。“‘她爸爸妈妈觉得我们要还房贷，日子过得太紧，还想给我们钱。但我们也没有要，因为我们俩都比较自立。’李克寅感动地说。”我感动地看完后，日本女人在心里的形象进一步升华了。
“通讯员文体”的特点是笨拙、浮夸和小题大做，只是，国内的某些极端现实让人不惜做作地宣传一桩普通跨国婚姻的正面价值。如果事情是真的，那么这位日本女子和丈母娘，反衬出国人太拜金、太现实，但要指望中国丈母娘见贤思齐，也太不现实。
很多不好的社会现象捯到根子上，跟人口素质渐远，同社会发展程度的关系渐近。我所知道的是，西欧的那些发达国家，最早享受到工业革命的果实，家庭关系也因之一新：各家各户独立，亲戚关系淡化，法律里根本没有三姑六婆等延伸旁系亲属的位置。像英格兰，亲属关系历来特别简单，所有决定由夫妻做出，旁亲不容置喙。因此，人就可自由支配名下的财产，土地买卖自由；反过来，没有亲属干预，一对夫妇在结婚时考虑会比较慎重，因为他们很难依赖父母，必须自己打理居所。就在隔壁的威尔士，三代以外的直亲以及旁亲的地位要高出许多，向来自大的英格兰人，总是抓住这一点狠狠嘲笑。
威廉·荷加斯在1743—1745年间创作了一组六幅讽刺画，名叫“marriage a la mode”，从画面中看，当年的英格兰，上流社会和精英阶层，家庭的独立性更差，有钱的家族对延续性考虑得更多，给子女的自由更少，双方的家庭更在乎从联姻之中取得物质利益。荷加斯代表着新兴中产阶级的观念，他们在社会中渐成主流，他们相信婚姻基于爱情与二人的和睦，而不是父母的安排、承允、指示。
这就可以解释，为何英文里不区分丈母娘和婆婆，统一用一个“mother-in-law”打发。因为没这个必要：不论夫妻哪一方的母亲，都是核心家庭的局外人。但是，这并不表明儿子就感觉不到来自长辈的压力了，男人处于妻子一方和父母一方互相拉扯之间，在那里亦非罕见。一个证据是，两百多年来，说英语的人群里积累了许多这样的小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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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给丈母娘买了辆新车——政府的旧车报废计划真是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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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人来到教堂门口，里面正在举行婚礼，司仪拦住她：“你是新郎的朋友吗？”
“当然不是，”她说，“我是新娘的母亲。”（暗示了人们对丈母娘的一种看法：她自觉地拿自己当“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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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母娘：“我昨天路过你家了。”
丈夫：“感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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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英格兰人对朋友说：“我要去纽约看我的丈母娘。”
朋友问：“她不是在伦敦吗？”
“是的，但要是她在纽约会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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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丈母娘编段子在英格兰这种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里形成了传统，它们并不是“伦理哏”，不恶毒，只是反映了一种无奈。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欧洲社会原先的人口和居住格局，大量房子被摧毁，在至少二十年的时间里，年轻夫妇必须依赖父母的情况比以往增多了，不得不更频繁地与双方父母打照面。于是，丈母娘对夫妻生活确实产生了干预（经常开着车在夫妻家附近转悠，亦表明在通常情况下，夫妻会住得距女方父母更近些），但这种干预还未达到让丈夫们无法忍受的地步，至少，实在要住在一起，丈母娘和女婿的相处也会比婆媳相处更加容易。
西方的婚礼上，丈人常说一句场面话：“我没有失去女儿，而又得了一儿子。”中国人也有俗语，说“一个姑爷半个儿”。丈母娘同女婿之间没有直接的冲突，反过来，婆婆却难免认为儿媳“抢”了自己儿子。在中国，新婚夫妇离不开双方父母的大有人在，因此盛产让人心情沉重的婆媳剧，两个女人迟早要用抱头大哭来解决问题。八点档电视剧有无数女性观众，她们日复一日地看着别人家的吵吵闹闹，打发自己的时间。这里反映了男女的一个差别：女性对同性或同等处境其他人的情感世界抱有的兴趣，总要比男性更加浓厚些。
发达国家的丈母娘并不比欠发达国家的丈母娘更加“仁慈”，她们的长处在于界线意识更强，明白自己是“外人”，资本主义的早期积累使得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养成了独立意识。婆媳关系这一经典难题，他们同样处理不好，只是他们更有办法和条件去设法避开。年轻夫妇如果必须做个选择，都会选择与丈母娘和公公相处。说到底，能够以幽默来谈论的矛盾还是轻的，可以克服的，更何况男人生来就善于躲避矛盾，有各种理由和逃避的去处，可以减少正面面对丈母娘的机会。
假如宁夏送电工的日本丈母娘确如报道中所描绘的那样，那么只能说明，在家庭关系和观念上，我们并没有任何“后发优势”可言。农业社会的理想家庭就是所有儿子都聚在父亲的家里，儿媳即使不同公婆同住，也被看作是充实进男方家族的一员，接受婆婆的指导甚至监管是理所当然的事。丈夫在家庭结构中的位置并不因婚姻而变化，英国社会里产生丈母娘笑话的那些结构性压力和紧张、尴尬和两难，在中国丈夫的身上并不存在：他们没有什么好调侃的；而儿媳的焦虑与痛苦则被不断放大。
另一大亚洲农业社会——印度，在这方面还不如中国。网络上有很多印度女性的亲身经历，她们最感愤怒的一点，是婆婆侵入了她们的家庭和空间，挑战她们在丈夫生活中的中心位置。在印度社会，婆婆天经地义地管着家，全面控制儿媳，她们的恶待被看作加强儿媳忠诚度的一个办法；女孩因而怀念自己暌违已久的生母，然而在她出嫁的时候，按印度的传统，女方家庭的亲朋都被告知，姑娘是去享福的，她去加入的是一个真正的家庭，即使再回娘家，亦是客人。她们的不满是无足轻重的，要紧的是保持男方家庭的完整。
印度没有关于丈母娘的笑话，却有许多关于婆婆的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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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妻子嫁的都是没娘的儿子。（中国人说“有车有房，父母双亡”）
婆婆打碎的罐子是个破罐子，儿媳打破的罐子是个新罐子。
婆婆没有好的，苦楝树没有甜的。
我很高兴婆婆死了，黄油罐子重新归我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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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发现，男人可以以调侃的方式来发丈母娘的牢骚，而女人一旦说起婆婆的闲话，则恶毒咒骂，至多说出一些不太好笑的“警句”。可想而知，两种关系里哪一种更难处理，不言自明。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家里的两个女人之间一旦有了龃龉，关系便很难缓和，只能控制，不让它恶化下去。上帝发誓要让女人承受生育之苦，他没有提到还有比生育更大的煎熬。
农业社会遗留的婚姻观念加深了婆媳关系的困境，但是，假如连丈母娘都成为巷议里的某种妨碍婚姻的“公害”，那么这个社会必然出了大问题。或可归咎于婆媳剧的影响，它们让丈母娘们意识到，必须要为自己的女儿和家庭讨取利益；人们通过各种渠道，积累了太多关于婆媳关系的黑色经验，它们溢至其他人际关系里，传染了那些本来可以安处事外的人。要终结这些现状，就观念领域来说，国人必须植入发达社会人群的那种界限感，能分清自己的事和别人的事——我们未必等得到这一天。
作者：云也退，独立记者，书评人，译者，译有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E.萨义德《开端》，目前有望出版第一本个人作品，距离成为旅行作家只差一张返程机票。由于屡屡提前庆祝还未到来的自由，被视为一个尚可一救的文人和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