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周密的《癸辛杂识》别集里说，当宦官要先割了生殖器，这个过程当时叫“服药”，然后把名字报呈兵部。兵部在审核的时候，是要查“应聘者”八字的——八字不好，这人就不能要。注意，是先割而后审核，要是过不了关，割了也就白割了。好在，这个八字是按“服药日”的时辰来推算的，而不是本人生日，可以人为控制。所以，众多想当宦官的人，事先都要精打细算，掐准了好日子再下刀，要疏忽了，找不到工作还赔上小生殖器，后悔一辈子。
光八字好还不成，到了明朝，太监就业，还得验口吃。清书《柳亭诗话》就讲，“小阉”在“服药”之后要过堂，每人朗诵“二月二十二”一句，“验其口吃与否”。结巴是不能当太监的，可能是怕把皇帝皇子什么的都带结巴了。
自古艰辛唯就业，“应聘”个太监都这么难，找工作有多不容易，可想而知。
（应试赶考的书生）
明清以来，想当“公务员”进仕途，也有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在同等条件下，说北方话的优先。原因也很简单，皇帝长在北方，你一嘴南方话汇报工作，他听不懂怎么办？听差了会错意，会直接导致政策失误。到了清朝，雍正六年，皇帝还特意下旨，大意是：你要当官，说话必须人人通晓，这才能熟悉民情、熟悉地方，办事无误。特别是福建人和广东人，有些人都经过礼部的训练了，和朕说话朕还是听不懂。你们到外省去做官，语言不过关，怎么念圣旨？怎么审案子？和上下级怎么沟通？那还得雇人当翻译代为传递，而这群胥吏肯定添油加醋，不能准确传达，到时候耽误大事儿。所以，命令这两省的督抚，往下传达到各地州府县的官员与教师，一定得让学生说话说明白，不许再沿袭乡音。
瞧，搁在旧社会，要是只会现在时髦的粤语，那完了，就业成了大问题。
清朝书籍《闽杂记》讲，根据这道旨意，各地雨后春笋般办起了普通话辅导班，就叫正音书院。口音这事儿影响前途，谁敢含糊啊？
不过也就是一阵。主要是考试不考，皇帝强调了，大家抓一抓，皇帝忘了，没督促，地方官们就不在意了。到后来，正音书院能坚持下来的，据说只有福建邵武县一家。好多事不都这样嘛。
古代考试和就业密切相关，考到功名了，就意味着就业不难了。不像现在，考大学是一回事，找工作是另外一回事，两道关口。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古代考试就显得尤为重要，没摸准主考官的脉，offer还是拿不到。比如贞观二十年文词享誉京城的张昌龄、王公瑾，就被考官王师旦把文策定为“下等”。《封氏闻见记》说，唐太宗拿到录取名单，没找到这两个人的名字，就问王师旦怎么回事。王师旦答：“他俩文章是好，就是文体轻薄，文笔浮艳，必不成器。要让他俩来，恐生效仿，会改变陛下务实的风气。”
唐太宗啥都没再说。那哥儿俩就真的没机会了——张昌龄后来补了个长安尉，因牵扯贪污解职。王公瑾则一直寂寂无闻。
人倒霉了，没有收入，真是喝口凉水都塞牙。清朝时候，有个叫方观承的书生进京求职，走到江苏宝应县，身上实在是没钱了。当时寒风凛冽，这哥们只身穿一件破袍子，里面连内衣都没有，拿绳子一系，脚上的鞋都露脚趾了。他想起有朋友住在这里，就去他家想借点钱，没想到走到大门口，还在那而犹豫呢，就被看门的认定是小偷，过来轰他走。
方观承是读书人，不好意思争辩，只好滚了。一个人落寞可怜，溜达到旁边的卢家巷。那儿是个自由市场，他就站在肉摊前看摊主卖肉。买肉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摊主一边切肉称肉，一边收钱，一边记账，手忙脚乱，把方观承给看乐了。
摊主说：“别笑话我，你写字的和卖肉的两码事，你做不来。”
方观承说：“我帮你怎么样？给你记账。”
就这样，方观承找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卖肉。具体是坐在摊主旁边记账，卖了几斤几两，收多少钱，摊主一笔笔喊出来，方观承就一笔笔记下来。
晚上，方观承被摊主带回了家，足足地吃了顿肉。两人约定，方观承帮着摊主记账，工作到春节之后。
早出晚归，踏实工作，睡的是门板，盖的是枯草粗布被子，手脚如此麻利，方观承显然受到了摊主的喜爱。初一那天早晨一觉醒来，方观承发现旁边多了个篮子，里面是全套崭新的布袍、棉袄、内衣、棉裤、袜子、新鞋。摊主跟他说，这里过节热闹，你无论如何多住些日子啊。
过了十五，方观承坚决要走，摊主请他吃了告别饭，送给他一套新行囊，里面是这些日子的工钱——四千钱。有了第一桶金，方观承就有底了，路上还接济了一个和他一样潦倒的书生。这一趟北京，方观承没白去，考试成功，后来，他做到了直隶总督、陕甘总督等要职。所以说，读了什么书，上了什么学，必要的时候去卖个猪肉也没什么，关键是自己心中的目标一定要明确，知道要达到什么目的，有了人生规划，从哪儿起步都不算低。
《苦榴花馆杂记》说，方观承主管直隶布政司时，曾经回去找过卖肉的摊主，邻居说，他们夫妇都去世了，唯一的女儿也不知道嫁到哪里去了。“公言至此，泣数行下，座客皆为之改容。”
工作难找，但机会是很多的。放下架子，拓开点思路，不拘一格，死路就可能变活路了。张岱在《陶庵梦忆》里讲到过，南方的竹器、漆器、铜器和窑器，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器物，做这些东西的工种也属于“贱工”，但嘉兴的腊竹王二、洪漆、张铜以及徽州吴明官的窑器，都能做到极致，都成了名牌，而这些工匠，也能“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他的结论是：“天下何物不足以贵人？人自贱之耳。”
这话，能算是赠予后来诸位谋职者最好的一碗鸡汤吧？
作者：老猫，笔名老猫。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