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0年之后，各大学有条件的无条件的，都申报了博士点。一旦博士点申报成功，博导自然增加，博士生随之扩招。可是博士点增加之后，博士生的水平是不是提高了呢？这还真是一个大问题。博士和博士生们也经常在一起互相盘问，你是2000年之前的博士还是2000年之后的博士？意即2000年之前的博士水平相对较高，2000年之后的博士水平相对较低。有人说2000年之后的博士水平也就是一个硕士后，甚至也就是硕士的水平，这当然有偏见的成分在里面，但也反应了部分事实。有个别的博士，连硕士的水平都没有达到，标点符号用错，语言不规范，引证资料失当，分析推理谬误百出。博士生连这些基本的学术常识都不懂，缺少对基本学术常识的了解与运用，可博士生仍能正常毕业。这就太吊诡了。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博士生多了，优秀的学术论文、博士论文少了。官场的博士多了，官场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并没有相应地提高。在一个博士遍地的时代，人们已经对博士弃之如敝履。过去人们说博士傻，傻博士，现在人们说，博士也就那么回事，连当傻子的资格都没有。傻博士至少还有专业水准，现在傻都没有了，专业水准也就免谈吧。
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呢？以下几个原因不可忽视：
第一，博士点大跃进之后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导师的整体学术水平严重下滑。在2000年之前的博士生导师，水平普遍都比较高，大都是体制内的知名教授和知名学者，他们的学术水平在业内得到普遍认可，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思维、学术价值深深地影响了求学的学子们，考博士生的人大都是奔着学问去的，而不是奔着功利去的。
在2000年之后，出于政绩的需要，而不是出于学术的需要，博士点增多了，带博士生的老师多了，但带博士生的水平并没有及时跟进，也跟进不了，因为学术的积累并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的就能完成的。学术的积累是终身的，只有背负着学术使命的教授才能带出好博士生。一些教授并没有什么学术使命，也没有学术意识，尽机钻营之能事，为了发论文而发论文。发论文的目的极具功利性，就是评职称。经常会看到一些教师在评上职称之后再也无论文可发。一些教授在博士生答辩时接电话，打电话，看微信，发短信，根本不听博士生的论文陈述。有的博导向博士生提的问题极其荒唐，提的不是标点符号的问题就是论文的引文问题，都是论文的枝根末节，对博士生论文的学术水平、学术思想、学术思维、学术前沿等基本问题不能做出好与坏的判断。个别博导教授不但不能判断博士生论文是不是学术前沿问题，而且对于学术论文的后沿也摸不到边。
第二，官员博导增多。权力导致滥用，绝对权力导致绝对滥用，不受制约的权力都会滥用，在大学也同样如此，只是权力滥用的表现方式不同而已。官员教授鸠占鹊巢，挤占招博士生的名额、挤占招博士生的资源就是权力滥用。官员博导成为大学的主体，非官员博导完全被边缘化，如果想不被边缘化，必须得巴结官员教授，成为名符其实的臣博导。
在2000年之前的博导，大都以学术水平定高低，并不以官员的位置定高低，当官的博导很少，当官的也有一定的自知之明。在那个时间段里，教授就是教授，官员就是官员。教授带博士生，官员当了教授，也就是获取个名誉，很少招生，很少挤占本属于教授的资源。大学们的官员还知道，学问是做出来的，而不是当官当出来的。
在2000年之后，大学官员的权力呈现出滥用的上升趋势，新增加的博士生导师有很大一部分是官员，甚至有的官员还不是学校的官员，而是社会上的官员，博导成为给官员变相行贿的礼物。不在学校的官员博导严重地污染了大学的学术生态，严重地影响了大学的学术发展，这部分官员不会写论文，也没有时间上课，偶尔上点课也是在课堂上讲一些当官的升迁经。博士生写论文时找不到官员博导，即使写出来之后，官员博导也没有时间指导学生论文，甚至不会指导学生写博士论文。他们招博士生的目的，都是为了名和利，招雇博士生是让博士生给他们提升名气。官员博导出名了，成了特聘教授、知名学者、国家津贴获得者、一级教授、二级教授、国家教学名理师等，活却是博士生做出来的。官学的学问增多了，搞学术的学问下降了，官学取代了学术，官化思维代替了学术思维，博士生水平下降也就成为必然趋势。
第三，博士生招生标准的降低。在2000年之前招收的博士生，大都要求是从事或有致于科研的人员，或者是应届毕业硕士生。招博士生的标准还是相对比较高的。要求硕士毕业才能考博士，没有硕士文凭的在考博士之前需要有三年从事科研的工作经历，需要发表学术思想或学术影响的论文三篇以上。这对那些求学的年轻学子来说。年轻人的学术积累不够，读书不多，对社会问题的领悟能力不强，在学术界也没有什么影响，发表三篇学术论文的要求不可谓不高。
在2000年之后，因为官员博导的大量涌现，他们对于学术的冷漠和淡化，他们对于官位的追求，他们的官化思维，他们追求政绩的要求必然在招生中体现出来。为了招博士生，官员博导带头降低了招博士生的门槛。
官员博导大量招当官的博士生，以便达到互相利用的目的。重点大学的官员博导招收省部级官员博士生，非重点大学的官员博导招收处级局级的博士生。在官员博导的带动下，臣教授们也改变招博士生的方向，由招搞有志于学问的博士生改招官员博士生。慢慢地，无论是官员博导和非官员博导，都在以招官员博士生为目的，都在以招官员博士生为自豪，搞科研的博士生都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被边缘化了。
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官员博士生没有时间听课，也没有系统的时间写论文，即使是学校规定非脱产的官员博士生可以必须在四年之后进行博士答辩，他们仍然没有系统的时间看书，三年博士答辩与六年博士答辩的水平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官员博士在毕业之后，还是在官场打拼，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曾说，博士的主体在官场，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陈述。
第四，招生腐败。现在博士生招生也存在着若干腐败问题，比如在考试前导师向学生透题，学生向导师行贿。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一拍即合。导师给学生博士生的名誉，学生给导师以各种名目繁多的利益，这种利益或者通过潜规则的方式，或者通过名规则的方式。有人说，博士生不是考出来的，而是腐败腐出来的。招博士生的腐败，严重地破坏了招生的公平正义，使得本来具有学术能力的学生望洋兴叹。
博士招生的制度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否则，大学难以安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大学也就失去了大学应有的意义。大学改革的核心是去行政化，去官员博导化，让官员成为服务型的官员。官员只为官，不能当教授。教授不能为官，只能当教授，让教授成为以学术为使命的教授，把博士生培养成搞学术的生力军。否则，所谓的博士，也就不成体统，也就没了体统。
作者：木然，1962年生，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生导师，网络政治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权力制约的多维视域》。生于困难年代，在文革中长大，在改革开放后入学，在浪漫时期注入理想，在享受改革成果中变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