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高考季又到了，十年寒窗苦，一朝定命运。千万考生闯独木桥，高考牵动着的很多人的神经。此前，“高考改革方案2017年实施，英语退出统考”的传闻已经闹得人心惶惶，5月25日“思想品德高考加分”再度引发关注。
《法制晚报》盘点31省份的高考新政后发现，13个省份的高考加分项目中，提到了“思想品德及见义勇为”。其中，10地提出“见义勇为者”加10分奖励，而北京、浙江、四川三省份奖励加20分，山东省在自选项目里仅保留了“见义勇为”这一项加分。
相比“思想品德”，其他加分项目却在“大瘦身”。在奥数、科技、体育项目、少数民族等传统加分领域，不少省份既减项又缩分，将多地奥赛获奖者剔出保送行列，甚至是加分名单。
今年是全国执行新高考加分政策(2010年《关于调整部分高考加分项目和进一步加强管理工作的通知》)的第一年，高考加分项目调整“肥瘦”不同，自然成为热议的焦点。
教师质疑“品德加分”
2004年，教育部高考招生政策首次规定，在“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者”可以加分，该规定一出即引发关注。梳理当年的争议，和此次也多有相似。
《新京报》观察家栏目刊登了教师吴非的署名文章《“思想品德”高考加分怎么加》，这位中学教师提出疑问：如果一名学生因“思想品德”正常或“表现好”便可以享受“高考录取加分”，其他自知没有“品德加分”资格的学生，是不是从此便可在道德行为方面降低一个等级？
曾有调查显示，各种高考加分丑闻不断，社会各界要求取消的呼声也愈加强烈，76.9%的人建议取消一切可能滋生腐败的高考政策。
作者吴非对此可谓深有感触：因为有高考录取加分政策，身边的“少数民族”学生忽然多了起来，体质很差的学生忽然拿出了“高水平运动员证书”，“优秀学生干部”“省级三好生”名额往往要在“班子”里三番五次地讨论，——并非是慎重，而是各自有人“打招呼”……
在吴非看来，“加分政策造成新的录取不公平，加剧教育腐败，更坏的是让腐败风气低龄化”。他还以自己的工作经验做出判断，“有独立人格的优秀学生不一定能得到推荐”：多年来，“省市优秀学生干部”“省市三好生”，有许多是比较平庸但很“听话”、“能配合学校”的学生。
《北京青年报》也刊登了一篇江苏教师李劭强的评论文章。
李劭强认为，“品德可加分”的初衷和本意，没有任何问题，但需要回应两个疑问，必不必须，如何具体化。只有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让人信服，“品德可加分”的争议和质疑才能消除。
“美丽心灵”怎打分？
《深圳晶报》的评论文章写得深入浅出，“我们已经过了举孝廉的时代，把道德跟分数一锅烩，总归有点异味儿”，谈及思想品德，没人敢说不重要，因为你只要这么一提，就相当于留下了思想品德有问题的证据，也自然站在了“道德至低点”，显得政治不正确。
冒着被指责“政治不正确”的风险，文章作者将思想品德和奥数加分做了比较得出结论：用一把刻度不清的尺子去测量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本身就存在先天缺陷，其作为加分政策的合理性，甚至连奥数都不如——至少后者的分数还是客观的。
什么样的孩子才是有“道德”的好孩子，才配得上加分？在作者看来，应是一个能独立思考、懂得人情人性、有权利意识和公民意识、能够在法治框架下行事的人，自己活得精彩、舒展，不给社会和他人添乱，幸运的话能做出些许贡献，就该在思想品德的测评中得到一个“优”。
把品德加分和其他加分项目作比较的不只有《深圳晶报》一家，但也有评论持不同意见。
东方网的评论就给思想品德加分点了个大大的赞。文章作者池墨认为，高考为思想品德和见义勇为加分，显然有助于思想品德的培养，有助于社会风气的改善。
在认为值得点赞和值得提倡的同时，东方网还刊载的另一篇评论《谨防见义勇为加分带来社会负效应》则为这样的点赞提了个醒。文章判断，见义勇为加分无疑是在稀释“见义勇为”这个词，使其带上功利的色彩，最终导致大家对见义勇为本身的厌烦心理。
2008年曾有报道称，当年北京11.8万多名高考考生中无一人申报“思想品德”加分。当时有分析认为，”思想品德加分”操作性比较差，学生不知如何申报，老师也不知如何认定。
新京报新媒体记者 郭彦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