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不幸躺枪的是一个高尚的名词——志愿者。它像曾经代表底层与辛劳的“临时工”这个名词一样，依然倒在了我威猛的城管队员枪口。
现年52岁的收费人员梁宗仁，4月13日傍晚很不识相地向巴中城管副中队长侯飞甫，伸出了交纳泊车费的手。2元钱，是侯队长将私家车停放在巴中市农业局楼下非机动车道上的应缴款。对于习惯了看别人在他面前掏腰包的侯队长来说，梁宗仁此举无异于在太岁头上想动土，于是，最后的结局是侯队长2元钱的尊严，以梁宗仁1条命的代价而扯平。现场目击者描述，梁宗仁当时与“车主论理”，侯队长“以各种理由拒交并与梁发生纠纷”，最后“趁梁宗仁不备强行开车离开”。梁被摔倒在地，后脑勺鲜血直流，虽经围观群众拨打120求助，但仍不治身亡。
很多人后来不太关注这起耸人听闻的案件本身，正是因为官方对于侯飞甫的身份给出的崭新认定上。与警方认定的“临聘人员”不同的是，巴中市城管局一支队支部书记辛荣昌表示，侯飞甫副中队长既非城管局的公职人员，也非临聘人员，只是局里的一名“志愿者”。
辛书记想表达的中心思想大概是，作为犯罪嫌犯人的侯副中队长，其实只是一个热心城管事业的公益人士，他既不代表我纯洁的城管队伍形象，又不表示因为他有副中队长这个职务在身，组织上和领导上需要为他涉嫌犯罪而承担责任。
一个高尚的志愿者，无私无畏地担当着城管副中队长的职务，这支队伍需要时，他身先士卒冲在前；弄出人命了，编制以外不算兵。这是一种什么精神？是率先垂落的炮灰精神，是甘做官梯的垫底精神。城管队伍里有这么一支临时工队伍，世人皆知。但竟然还荟萃着这么一支志愿者队伍，实在开人眼界。
再自以为聪明的民众，都跟不上城管的智商。城管的这次回复，足以亮瞎百姓的眼睛。
城管志愿者侯飞甫，与众多同样弄出人命的城管临时工，形式上如果还有区别，除了前者竟然还当着城管的官，别的没什么两样。都是穿着城管的衣，领着城管的薪。官方刻意将侯队长与临时工区别开来，除了创新名词，民众实在看不出还有别的伟大意义。但侯队长与临时工们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违法犯罪的临时工大多是以执法的名义行使暴力，而2元钱换条人命的志愿者侯飞甫，则是被收费的百姓视作百姓，将暴力释放在需要自己交钱的时候。
2元钱可能穷不倒侯队长，但这种颠覆性的角色转换，却是侯队长心中这顶大盖帽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或许在侯队长看来，梁宗仁有眼不识的泰山，不一定是自己的名字，也不一定是副中队长的职务，而是这身威猛的城管制服。这身制服，代表着对他人行使权力的势如破竹与不可商量，却绝不表示自己可以等同于普通老百姓，可以施以别人的伸手。
闹出人命后不代表城管纯洁队伍形象的志愿者侯飞甫，在闹出人命之前，是将供他吃穿、养他家小的城管身份，看得比什么都重的。所有在执法一线挺身而出、最后弄出民众伤亡的城管临时工，无不是城管身份的忠实为荣者。他们在这身制服的威严中陶醉、在这支队伍的勇猛中生威。他们向被执法的民众每出一拳，都意味着向正式编制迈进了一步。他们最后成为凶手并被自己忠诚的机构认定为临时工或者志愿者，其实是一场法治闹剧中的两个、或者多个悲剧人物之一。
各地层出不尽的城管队伍中的临时暴力执法，没有一场暴力真正属于临时工的个体暴力犯罪行为。它出现在临时工或者志愿者身上，却个个戴着城管执法这顶大盖帽。他们捅向民众的拳头，臂臂连着城管这个威猛的身躯。他们的暴力既不是个体也不是个案，他们只代表这支队伍。
巴中城管官方再怎么玩“志愿者”概念，都脱不掉他们与城管的关系、与领导和管理的责任。民众这次只是没想到城管推责换名称而已，这并不表示他们真傻。
作者：刘雪松，钱江晚报记者、评论员
